新质生产力“守正创新”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明叙事

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守正创新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它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念、思维逻辑和价值追求哲学地表征了中国创新、中国道路和中国实践的时代性与文明性。新质生产力,是以其“新概念、新实践、新思维、新追求”而展开的文明叙事,是以“客观的历史”为根基、“实践的智慧”为依托、“理念的更新”为方式、“文明的推进”为追求的新时代历史唯物主义。其以“生产力形态的跃迁”“生产实践的升华”“生产理念的更新”“生产文明的推进”实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守正创新,既是今天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逻辑与思想智慧,更是以中国方案、中国理论和中国追求对当代人类繁荣的历史推进。因此,新质生产力“守正创新”历史唯物主义,是时代与实践、文明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的文明叙事,是中国人以自己的方式贡献给人类的“时代精神”和“文化的活的灵魂”。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文明”

现代“文明”观念的诞生史表明,从单数形式到复数形式,越来越有合理性;从针对个人到针对社会,越来越有复杂性和深刻性。通过区分“文化”与“文明”,整合德国、法国、英国的不同立场,马克思把生产方式看做现代文明最关键、最基础性的层面。这种理论立场和方法具有更重视广大民众、侧重文明底线和标识文明的世界主义特质的优点。虽然马克思更关注文明的高限和前景,但同样重视文明的底线,并把对人自然本能的管理约束视为文明的重要体现。虽然更重视劳动-社会关系,但劳动-自然关系更基本。在自然和劳动的结合中看待现代世界,认定两者的相互制衡、相互协调共同支撑起现代文明的根基,是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如果说,一般生产在自然方面把人从其余动物中提升出来,是人的第一次文明提升,那么,通过革新生产方式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动物中提升出来,是人的第二次文明提升。第二次提升正是现代文明的内在要求和历史使命。

数字文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文明的演进最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其中,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推进人类文明进程的关键性因素。进入数字化时代,人类构建起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算法等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数字文明。数字文明是以数据为生产要素,以新一代数字技术为核心,对人类社会全方位产生深远影响和推动作用的新文明形态,在发挥文明正向作用的同时会伴生负面效应。数字中国建设具有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引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数字化时代的“文明悖论”产生的负面影响,保证数字文明健康发展,使数字文明真正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丰富人的生活方式和推动思维方式进步的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共同体的重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审视

共同体概念表征着人类对“共同善”美好生活样态的精神追求与现实实践,构成了传统社会中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审视,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不仅消解了共同体的最初样态,而且建构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虚假的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一种超越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制度形式重塑了人类共同体生活的基本样态,形构了习近平共同体思想的话语体系与实践样态,从而在理论上批判了西方式现代化对共同体消解的现实,规避了西方现代化进程对共同体消解导致的种种现代性问题的弊端;在制度上建构了一种共同体的生活方式,满足了人们对安全感和归属感的社会制度需求;在实践上推动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关系的建构,诠释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共同体向度与价值实践。

数字资本主义中“生命权力”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重思“生命权力”问题,构成我们关切“人之生命处境”这一政治哲学研究主题的重要任务。我们看到,福柯将“生命权力”置于不同于传统政治哲学权力分析框架中,阐发并构筑出“生命权力”的理论叙事,后经诸多学者研究推动,发展成为当下备受关注的生命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然而,随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全面崛起,“生命权力”理论叙事产生的现实基础与理论背景均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意味着,一种数字化隐性存在的“生命权力”已取代物性显性存在的“生命权力”。同时,这种数字化隐性存在的“生命权力”也呈现出新的特征,即数字时代生命无尽的隐性压抑性生存状态,但是,这种“生命权力”新特征却遮蔽了权力的“看管与服务”职能,使得生命潜能的充分发挥、自由个性复归的希望化为泡影。因此,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更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出发,重思“生命权力”原初叙事逻辑,并将目光转向其积极性内涵,权力照看、扶植生命的维度才能得以真实地显现出来。

历史唯物主义的叙事方式——基于宏大叙事与微观描述

本文设定并论证考察历史唯物主义叙事方式的"问题式勘察点",由之勘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叙事性质,并在历史叙事的视域中分析马克思对微观描述手法的运用,最终论证历史唯物主义叙事方式中,宏大叙事与微观描述密切交织、相辅相成、表里一致的内在关系。

论莱斯对人的生存方式批判与重构的理论特征——兼论其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重建

当前学界鲜有关于对莱斯人的生存方式批判理论的研究,尤其是结合莱斯思想谱系的总体特点分析其对现代工业社会人的生存方式批判的理论特征。莱斯以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基于人与自然关系考察人的生存方式,以消费异化补充劳动异化、以新的需求结构修补马克思的需求理论、用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试图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当代重建。他还发挥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传统,实现了技术理性批判向生态政治学批判的转向。

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指向——基于对“生产方式”的考察

随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推进,对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概念的理解,已经日益凸显出理论的重要价值。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现,是同现代社会的兴起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植根于物质生产过程,即生产方式的真实差异之中。这样一种唯物主义历史观,虽然承认人类社会的客观进步,但与"线性进步史观"有着本质区别。阶级对抗分析和剩余价值理论,构成了马克思理解一定物质生产方式之历史性存在的两个重要维度。正是在此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内在历史时间",并成为对抗资本主义物化意识形态、实现人类解放的思想武器。

论马克思对当代文艺思想史历史唯物主义叙事的启示

关于中国当代文艺思想的历史叙事,或存在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或存在僵化而无法把握新的社会文化现实的问题。马克思强调,"观念的历史叙述(文化史、思想史等)"必须与"现实的历史叙述(经济史等)"充分结合在一起,艺术生产等作为"非结构性"问题应置于政治经济学整体"结构"中来考察,学科的过度分化、独立化有违这种整体"结构"精神。文艺作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物质生产)"的关系是双重的,"意识形态"论所揭示的只是两者间的"社会关系的观念投射(反映)"关系,而被传统研究所忽视的马克思"意识形态阶层"论还揭示了两者间的"剩余价值的现实流转"关系。在创新中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叙事,对于揭示当代文艺思想史的发展规律,尤其认识由1949年以来,前30年与后30年构成的"历时结构"、以文艺与政治关系为单一问题开始向重视文艺与经济关系的重大转型及其意义等,有多方面启示。

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女性思维方式探析

女性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半边天",其思维方式的变革和发展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一直发挥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源于社会分工等历史因素的影响,人们对女性思维方式的理解存在诸多偏差。如何汲取女权主义运动的理论精华,与时俱进地发展女性思维方式,成为现代化语境下的时代课题。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探寻女性思维方式的三个基本维度是:从女性思维方式产生的社会实践根源出发,在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的辩证统一中理解其内涵与特征;在历史性的基础上推进女性思维方式向整体型和关系型的时代性转换;从生产实践方式优化、女性知识结构调整以及对现代思维规律的把握中,探索当代女性思维方式科学化的实践路径。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相通性——基于唯物史观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探讨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强调马克思关于"实践的本质的发现"——"实践的、人类感性活动";而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作马克思世界观的孙正聿老师认为"历史"就是"人的活动",即以"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作为"现实的前提"。从上述各自强调的立足点上可以看出,二者强调的核心内容应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有机结构论),只有立足于唯物史观,才能理解二者对于马克思哲学性质的表述,也才能更好地理解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实现政治理想(人的自由的实现)的思想武器的真实历史内涵。

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必然性——对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辨析

马克思是在批判旧哲学的基础上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现的是与传统哲学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应该对他所提出的历史必然性作出不同的理解。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是封闭的、肯定的、科学的,所以历史必然性在它那里就表现了永恒不变之道;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是开放的、否定的、辩证的,所以历史必然性在它那里就表现为革命的价值理想。

空间范式:一条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叙事的阐释路径

空间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面向当代的重要研究领域。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空间不应限于“容器”意义,空间线索内含的方法论意义更为重要。空间叙事方法与以往均质的时间叙事方法不同,它将历史唯物主义展现为一幅可理解的世界图景,在克服解释学困境的前提下,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唯物主义空间范式。时间范式向空间范式转换的实际意义远大于其理论意义,作为现代性背景下历史唯物主义重构之路,范式的未来指向城市哲学。

“现代性”批判的根本视阈:人的生存方式——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微观视阈

对"现代性"问题的探讨往往容易陷入以"宏大叙事"对抗"宏大叙事"而后又导致更为严重的"现代性"问题的窘境,致使探讨常常陷入僵持而难以深入。为避免这种理论偏颇,就必须超越"就事论事"的惯常思维方式而返回到哲学开端,对哲学的根本追问本身进行追问。哲学缘起于人对人与世界的"根本关联"——人的"生存"的"惊异"。人在其"生存"中生成其本质并建构起具有属人意义的"世界"。人与世界的"关联方式"就是人的"生存方式"。探索并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微观视阈,在人的生存实践活动基础上将"现代性"问题转换成人的"生存方式"问题,以生存论的微观叙事即生存叙事来消解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历史”概念与意蕴

广义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之二分法,与其说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广义与狭义之分所造成的,不如说反映了马克思在创立与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的两种叙述方法。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通俗或大众化的理论叙述方法,而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是一种严格的而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叙述方法。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解误区在于庸俗肢解和封闭僵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误区则在于看不到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核心意义而各执一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当代言说的合法性底限,应当保留其可能性视角与开放性视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具有特定叙述边界的、作为辩证认识论的历史性唯物主义,需要经过严格追问并赋之以严格形式,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严格的批判维度。惟有如此,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合乎时代要求而始终具有旺盛的理论生命。

社会批判理论之空间转向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

空间生产和资本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引发了一系列空间问题和空间现象高速城镇化正在不断侵害公众的空间权益;空间造型也在符号层面展示着意识形态;农地资源迅速消失,全球转移的制造业正在越来越大的空间内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紧密的"世界普遍交往"正在造就一个"地球村",全球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呈现充满风险的空间结构,多元文明之间的对话和对抗正在全球空间展示着多样性格局,地球人甚至对于"外太空"的空间资源的分割和争夺也日益加剧,等等。当人们的生存方式越来越依赖于当代空间的生产方式的时候,人们也日益对自己空间的存在状况所隐藏的风险深表忧虑。来自空间经济学、空间政治学、空间社会学、空间城市学、空间哲学等多学科的关注凸现了当代研究的"空间视域",进而叩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门。本刊推出系列文章,以空间生产这一问题为中心,旨在推进关于空间生产问题的多学科交叉研究。

资本逻辑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三重内涵

哲学是以表征时代精神的方式来面对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对现实的把握,并不是再现资本主义时代的诸种社会表象,而是表征了"资本关系统治全部社会现实"的资本主义时代精神并使自身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从而塑造和引导了无产阶级争取从资本关系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把人类生活的现实变成理想的现实的新的时代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分析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面对社会现实的基本方式,这种批判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世界图景和伦理诉求这三重理论内涵均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何为“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现代唯物主义",其基本内涵应当从"哲学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确定,即抛弃一切脱离现实历史的抽象观念,按照社会历史自身的本来面貌理解社会历史问题。然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并不是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的,它不仅与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针锋相对,更是对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的超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目标也不是要建构一门类似自然科学的历史科学,而是要寻求和确定"人的解放"或"共产主义"的现实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构成其核心问题,批判性是其基本理论本性。

制度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如何对制度概念加以定义是人类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的一个大问题,无数先贤都为此做出了努力和尝试,其中真正触及到制度本质性维度的还是马克思。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下把制度理解为"对人的存在方式的历史性规范",从而在哲学存在论的层面上破解了制度概念的千古谜题。但我国理论界长期受限于传统的哲学研究范式,忽视了制度概念的存在论基础,仅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本命题出发来阐述马克思的制度概念,这无疑仍然是在用认识论的话语体系讨论一个存在论的问题,无法充分彰显马克思制度观的革命意义和人文价值。

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性原像考察

资本主义社会或者现代社会经济规律的阐发构成了马克思批判现代性的理论基石。这种阐发不是出于"应然"立场的情感控诉和评定,而是社会必然性规律的发掘。事实上,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一种总体性的批判,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各个视阈的全面批判,牵一发动全身。基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分析,在马克思那里,现代性起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现代性的动力源于资本主义的内在扩张性,现代性的病症源于资本主义异化和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则体现在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