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的当代审视——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经典话语的一种诠释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诠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具有标识性地位,但长期以来中外学界对该著作存在"经济决定论"等方面的误读,且文本自身也存在一些复杂情况,因此如何正确阐释《序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依据马克思"社会演进三形态说"提出"社会轴心转换"概念作为分析框架,解读《序言》可获得新的认识。物质生产在任何社会都是"人类存在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但属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形态)、经济关系构成社会基础的情况只是部分社会形态的属性,社会主义将为最终"终结"这种社会形态创造条件,实现历史的超越。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建构应有精神至高点,内在地包含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据此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的结构应包含"生产为什么"、"社会生产何以可能"、"好生活的社会形式"相互关联的三个层次。在对《序言》的重释中还提出当代中国发展要把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和社会主义目标的至上性内在地统一起来;超越"消费社会"社会生活模式,走"生活型社会"发展的路子;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良性互动、共同创造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的"合三而一"的社会动力体制。

生活方式研究的社会理论基础——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体系的再诠释

生活方式成为我们时代的重要课题源于生活、生活世界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因此,要提高生活方式研究的理论自觉,必须对生活在社会整体系统中的地位有正确的认识。传统的社会学理论没有给我们提供相关的理论资源,真正给我们留下重要理论遗产的是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但长期以来对之存在许多误读和曲解,需要我们重释和重构。在马克思经典话语所阐发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体系中,有一个被人们忽略了的具有统领地位的“生活的生产”结构层次,规定了生活、“生活世界”在社会发展中的本源性地位。我们对社会发展的研究应消解“生产本位论”的研究范式,进行“生活/生产互构论”的重构,从而深刻揭示生活方式的功能和地位。生活方式研究在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改造和创新中将发挥重要建构作用,同时在这种建构中也将提升生活方式研究的学科化水平。

生产社会·消费社会·控制社会——资本主义变迁的历史唯物主义透视

马克思认为,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作为“生产社会”,不仅代表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更意味着资本作为生产关系,再生产了工人对资本的依附性。但生产社会并不是一个自足体,由竞争规律的强制所导致的低收入和充分消费之间的悖论,使再生产遇到它的内在界限。为了克服这个界限,早期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运动开启了对“外界”的内在化;在后工业社会中,又以构建“消费社会”来实现对“主体”的内在化,进而把整个经济过程都纳入资本内部。20世纪晚期以来,数字技术的应用使资本的内在化运动达到极致,资本主义进入“控制社会”阶段。在控制社会中,大数据技术不仅掌控了生产和消费的全部环节,并且以精神政治调节主体对资本的依从性,由此造成更严峻的生存异化。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资本对整个社会的吸纳既再生产了自身关系,也孕育了更深刻的危机。

流动空间权力关系的建构与现实转换——对卡斯特传播权力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

随着全球信息技术的革新,卡斯特将具有虚拟性、开放性、全球化等特征的流动空间设定为网络社会特有的空间形式,并以此为前提对流动空间中权力关系的建构及其现实转换进行了系统性的考察。在现实的推动下,卡斯特认为流动空间中的权力关系存在着权力主体从精英转向大众、权力载体从网络公共空间走向城市公共空间、权力变革目标从政治改革通向社会变革的可能性。这种现实转换发生的条件首先在于作为流动空间权力关系新载体的大众自传播的兴起,另一个更为基础的条件则是处于被权力压制的大众通过对恐惧情绪的克服推动了网络社会运动向前发展,并且具有重建公共空间的潜力。卡斯特以流动空间中的权力关系为研究对象所建构起来的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特质的理论构想,为数字时代的政治改革、社会变革、人的自由解放以及国际新秩序的构建等重大现实议题注入了思想活力。

利益体系与社会结构再生产——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新解读路径

利益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值得深入研究的基本问题,有效处理好利益问题将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人类的解放。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解读利益体系与社会结构再生产的路径,阐释从利益体系出发驱动社会结构的不断生成、演变与重塑,完成社会结构再生产,最终结果是实现利益机制的形成。The issue of interests is a basic issue worthy of in-depth study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effectively handling the issue of interests will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freedom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all mankind. This paper starts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terprets the path of the interest system and reproduc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explains that the continuous generation, evolution, and reshaping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are driven by the interest system and completes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final result is the formation of the interest mechanism.

从乡村到都市:以生产方式为视轴的历史唯物主义道路——列斐伏尔《都市革命》解读

在从乡村社会学研究向城市社会学的转向中,列斐伏尔发现不同于基于大自然物理空间的乡村田野和住宅,城市建筑、街道和商业活动的空间关系内嵌着资产阶级以交换逻辑改变整个世界的都市化实践,这正是他自己所关心的现代世界日常生活的直接基础。正是在这一转变中,列斐伏尔开始从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坚持生产方式的原则,但又特别想让人们从关注生产方式的历时性发展进程,转换到对生产方式共时性空间关系场境的关注。这些非直观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法权关系),恰恰是在不同时期的城市空间中生成的感性的社会生活关系空间,在今天,就是资本主义的都市社会空间。

新时代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手段,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因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从理论逻辑看,资本的本质是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它同时也是一个运动过程,对社会发展具有“双重效应”,因而需要对资本加以引导、规范和约束。从实践逻辑看,应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国情,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层面对资本进行规范和引导。

作为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以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为考察中心

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作为两种独立的政治学研究范式,实则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通过考察斯考切波的著作《国家与社会革命》,可以发现这两种研究范式的联系与区别。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的对比凸显了国家理论、阶级分析法和比较历史分析法的学术价值。历史制度主义采用结构性的视角、多变量因果分析推进了革命研究。历史制度主义在继承历史唯物主义国家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组织现实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等新观点,推动了国家自主性问题的研究。在动态维度,历史制度主义提出的路径依赖、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有助于推进历史演变规律的总结;在价值维度,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都强调对制度变迁、革命爆发原因的阐述离不开观念。由此,中国政治学应当启发于历史制度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承袭和发展,站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立场,将研究着眼于以中国国家建构的实践、路径、特点为基本内容的本土国家建构理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分析——基于“经济-政治”关系演进的视角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理论上的科学论证是学界长期以来的重要议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梳理人类社会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处在政治的笼罩之下,“超经济”的剩余劳动榨取方式是当时经济-政治关系的集中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政治属性表现为资本对工人的剥削,资本裹挟并塑造政治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景象;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无产阶级政党的首要任务是借助政治权力在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即政治对经济在更高层面上的引导。中国共产党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正确把握经济-政治关系,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资本的认识,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

《德意志意识形态》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

1845年秋天至1846年5月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创造性地镌刻出历史唯物主义这块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巨著之一《德意志意识形态》,使《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天才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完成了自《神圣家族》开始的对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批判,说明马恩完成了对从前哲学信仰的清算,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熟。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从四个方面探讨历史唯物主义,论述德国“古典”哲学之理论缺陷,首次在历史领域确立唯物主义原则;阐明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也是自我批判的;探讨意识形态的本质问题,从而说明意识形态没有独立存在与发展的历史,阐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继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劳动异化的理论,阐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

马克思社会形式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意蕴

马克思的社会形式思想标识出其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问题意识,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意蕴。首先,马克思社会形式思想的内涵及其理论特质深刻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前提。其次,基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独特问题意识,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对象规定为“社会形式一资本主义形式”。最后,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形式与其存在论前提的辩证运动规律科学地假设为纯粹形式,以此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运行发展的各种具体规律,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有限性的认识与科学批判的理论目标。从社会形式思想入手考察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径探索

文章首先探讨了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联系,然后总结出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径,即加强经济建设,强化经济基石;加强政治建设,稳固政治大厦;加强文化建设,丰富文化土壤;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呵护生态绿洲。

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框架的“改造”及其后果

葛兰西哲学的整体逻辑结构来自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框架的“改造”。这种“改造”的突出特征是在部分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框架有效性的基础上,确认“市民社会”的主导性作用,并在传统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领域之外开拓出文化斗争的新领域。“文化领导权”问题事实上成为“市民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介”,绕开了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必要性问题的关键表态,最终与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了严重分歧。葛兰西关于“有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及其作用的分析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思想文化运动中领导作用的忽视,源自对历史唯物主义框架的误读。这种忽视实际上也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症结”所在。

文本视角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公正观研究——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系统阐发了社会公正思想。基于文本视角,《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公正观的阐释体现在:从出场语境上对“词句”的“运动”进行理论批判,“揭穿同现实的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实践所产生的社会不公现象进行现实的批判;从考察方法上以“现实的个人”为逻辑线索,阐明物质生产在实现人类社会公正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从叙事逻辑上以分工和私有制、生产力发展水平、无产阶级的产生与壮大为向度,阐述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不公的可能性,以无产阶级主体力量、阶级斗争基本动力为向度,阐述实现共产主义公正社会理想的可行性。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构建与时代价值--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分析

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中最伟大的两个发现之一。历史唯物主义首次、全面、系统的提出,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中。文献对其历史唯物主义所蕴含的主要内容和科学体进行了完整的论述,其目的和价值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共产党人前进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

外在批判与内在证成:对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唯物主义审视——《共产党宣言》第三章的理论面向

《共产党宣言》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重要的理论武器,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科学的历史性考察,并以此为前提对它们的理论实质及危害作了精准剖析和彻底批判。《共产党宣言》在对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中证成了人民利益观、阶级斗争学说、社会革命思想、历史主体理论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更加巩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立论基础。这种外在批判错误思潮和内在证成科学社会主义的辩证统一,充分展现了《共产党宣言》具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并坚持在实践中检验其真理性的理论精髓,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科学与价值、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论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全面深化改革集中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征和显著优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动力。而正确理解其历史唯物主义基础,既关乎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前提性论证,也关乎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自信与实践自觉。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理论来看,我国改革的深层根据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而全面深化改革同样具有与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变化相适应的历史必然性。从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来看,生产力标准是衡量全面深化改革成效的根本标准,社会结构的总体性逻辑在本质上规定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和综合效应。从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理论来看,改革重点由解放生产力延展至推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对历史决定论和人民至上价值逻辑的时代彰显,揭示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的。

新质生产力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新质生产力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思想既一脉相承、蕴含深厚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又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跟随变化的时代,紧密围绕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主题,深刻回答了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生产力以及如何发展这样的生产力这个根本问题,更加突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观的革命性、创新性、生态性和人民性,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境界。

马克思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径探析

马克思在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遵循了由哲学到经济的批判逻辑:他首先对传统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清算,在宗教与现实之间的本质论中逐步显露出自己的唯物主义倾向;随后在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辨析中探讨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提出从市民社会来理解国家的唯物主义方法论;最后深入到经济问题中,从人类天然的生产活动中抽象出分工,并在分工的基础上实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最终形成了马克思“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

历史唯物主义“全部历史”概念的生成逻辑与未来指向

探寻与揭示“全部历史”的实质内容与生成过程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之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全部历史”的理论阐述经历了一个渐进成熟的认识过程。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用“除原始状态外”的“全部历史”,更新了他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阶级斗争的历史”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的认识。这一关于“阶级斗争的历史”的断代,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深化研究原始社会历史所取得的理论进步。正是基于对“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辩证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建构了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体系。就此表明,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历史最充分的表现形式,消灭阶级斗争的存在基础将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植根于阶级斗争的经济事实基础,以社会历史的现实运动为前提,把握阶级存在与阶级消亡的物质前提,才能洞见“全部历史”的未来指向,真正通达未来无阶级社会的历史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