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历史幻象与现代挽歌的变奏——评阿尔丁夫·翼人的长诗《沉船》

史诗是人类记录、确证世界和自身存在,寻求精神“返乡”的重要方式。在破碎、离散的当代语境中,只有在一种整体性、建构性的话语空间和想象空间中,切近时代生存处境的精神内核,才有可能找到现代史诗性写作的动力源。翼人通过“沉船”这一整体性、结构性意象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历史幻象,在存在、生命、历史、现实、宗教、家园等多重主题的互动中,揭示了历史与现实的内在关系;同时也是面对现代生存的破碎、枯萎带来的绝望奏出的现代挽歌。翼人对于“沉船”的沉思、摸索、打捞,为诗歌有效介入历史和现实内部提供了一次有效的精神实践,通过历史的幻象与现代挽歌的反思性建构,找到了生命的“还乡”之路。

格萨尔王:历史幻象的消解与神性解构

阿来在《格萨尔王》中采用了双层叙事,这主要是为了之后对历史幻象的消解和神性的解构。格萨尔王的神性是与其故事的历史幻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同一系统先后相随的两端,解构这两端中的任意一端都会造成系统性的崩溃。阿来用现代性眼光解构了格萨尔王故事的历史幻象,解构了格萨尔王的神性,使他重新回到人间。

百年新诗:政治的悲歌和历史的幻象

近百年来,新诗继承了传统诗歌的政治美学观,演绎着一曲曲政治的悲歌,构筑着一幅幅历史的幻象。建国以前,新诗在救亡图存的政治镜像中,显得悲壮苍凉,在历史的兴叹中充满着渴望。新中国成立以来至70年代末,新诗在政治的激情狂想中延续着悲情的传统,徜徉在文学的意识形态想象中。新时期以来,激情退却的新诗变得成熟平稳,开始了反思与批判及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疏离。新诗的百年可以说是与政治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的,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政治悲歌和幻象21世纪以来,新诗在很长时间内将继续这一传统的传唱。

从显圣到审美的转换——图像与口述视野下孔雀舞变迁与传播的轨迹

在时空的穿梭中,云南民间孔雀舞因时代的需求而不断被形塑、拼贴与建构:从宗教典籍到村寨表演,从精英再造,到非遗申报,从舞台表演到教学传承,作为一种超越当下存在的显性符号,在社会转型的不同时期,出于革命叙事的需求与“传统的发明”,对孔雀舞的阐释和解读几十年间在业内很少受到质疑,进而构成一种强势的话语空间。文章从历史人类学的图像文本与口述文本的跨学科视角,对孔雀舞由“文化表演”变迁为“表演文化”的轨迹进行历时与共时立场的梳理,从历史变迁的大语境中进行思辨以透视孔雀舞这个研究对象的本真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