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历史录音的南音女性“全跳”唱法研究

学界对南音“全跳”唱法已有研究,但历史录音中的南音女性“全跳”唱法研究还不充分。文章基于1950-1993年代表性南音女性唱家的历史录音,通过对“全跳”唱法类型和“润腔”的研究发现:南音“全跳”唱法有3种基本类型,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于对“全跳”指法第一个“点”的处理;泉州派和厦门派的“全跳”唱法存在差异;南音“全跳”唱法具有器乐思维特征,润腔具有程式性特点;泉州男性名家陈世练和丁信昆与1950-1993年代表性南音女性唱家的“全跳”唱法存在共性和差异。

兰司铁1909年蒙古族历史录音寻踪

1909年芬兰语言学家兰司铁(G.J.Ramstedt)曾在Urga(今乌兰巴托)地区录制了一批蒙古族音乐历史录音资料,通过对录制者兰司铁及其所从事的科学考察活动和蒙古族民歌的收集采录工作进行梳理和分析,旨在探索该资料的录制过程,确定录音的缘起和动机,并对1909年的录音资料文本内容进行译释解析。

处处闻啼鸟——介绍一个珍贵的女高音历史录音

去岁末，在大扫除整理物件时，偶尔在自家的“垃圾堆”中(实为“宝藏”是也)，翻出了一张尘封多年的10英寸密纹单声道唱片，德国德律风根唱片公司出品，片上圆形烫金标识，片号TM30069(见图1)，

劳弗“蜡筒”中的历史回声

伯特霍尔德·劳弗在1901-1904年主持开展了“雅各布·希夫中国远征项目”(The Jacob Schiff China Expedition),在诸多运回美国的物件中包括了502卷蜡筒录制的中国声音。百多年后这批录音返回中国,并开始了中美合作的研究。尽管这一研究刚刚起步,但这批被认为是“中国最初录音”的早期的蜡筒,对中国音乐史、音乐人类学、社会学、录音技术,以及西方人类学的中国研究所具有的深远意义,日渐清晰。更重要的是,如何让作为历史档案的“蜡筒录音”真正被赋活、具备其自身的生命力,进而让“物”在其与人的互动中(无论是研究还是消费)获得本体论意义上的生长,是每一个档案实践者要思考的问题。

听“劳弗特藏” 揭历史尘封

这份由339件蜡筒回放并转制为21张数字化CD的“中国最初的”历史录音,连同“唱词册”“物件与历史照片册”“信件册”“总览册”的集成,却并非“他者”远观的“故事”;虽然它们录制于“他者”之手,但又是在一个确切的时空里,实实在在记录下来的“中国声音”。因此,面对“劳弗特藏”,我们无法主观选择,只能竖起聆听的耳朵,以“物”为准,援“物”溯源,怀揣失而复得的心理,听尘封的历史自己诉说。

劳弗特藏:从藏品到出版物

将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中的音响档案特藏制作成为有声出版物,一直是民族音乐学、人类学、公共民俗等领域关注和实践的议题。此类项目中,从内容选取、研究协作,到出版物定位等等过程,均可以被赋予广泛的学术探讨。文章为一篇关于项目实践的回顾性文章,着重于讨论跨国学术团队针对“劳弗特藏”于2017年数字化之后的出版所作出的努力。

听西贝柳斯第七交响曲

单乐章的交响 记得几年前的某天深夜我突发奇想，起床将西贝柳斯的第七交响曲CD放进我的音响里，然后关闭了所有的灯光，想坐下来听一听来自北欧那凝重而充满幻想的音乐。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行为，并不想要其他人来效仿，不过要是你愿意的话，相信在那黑暗中，你会随着音乐越过漆黑的群山，在无际的夜空中飞翔。这种半醒半睡的迷糊感真是好极了。

“历史场所”——休·特雷西非洲音乐档案及其制档实践

音像档案不仅是声音与记忆的载体,更具有“历史场所”的意义,提供了探寻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文化之关系的机会。20世纪中叶,休·特雷西富有创造性地利用技术、环境、设备及身体介入展开了异于同时代人的田野采录,覆盖撒哈拉以南的19次录音之行产生了超过25,000条录音的音乐档案。悬置前人就其档案是殖民主义产物与否的二元辩论,进而深入考察特雷西的制档实践,可以看到他长期浸淫非洲本土音乐获得的审美感知与来自西方或帝国根深蒂固的音乐文化观念相碰撞。不同社群、文化与知识体系交织而成的档案实践与文本,为思考学科初期田野采录作业提供了机会,亦为探知档案背后超然于“物”的历史与生命提供了可能。

《历史教学问题》创刊60周年纪念座谈会发言(选登)

2017年6月25日上午,《历史教学问题》创刊6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与会者包括华东师范大学领导、国内史学界前辈、史学研究专家学者、上海市部分中学历史教师以及本刊编辑部编委同仁,共40余位。大家欢聚一堂,回顾刊物发展历史,肯定已经取得的成绩,也为刊物未来发展建言献策。这里选登部分发言。选登发言均经过本人审定。张荣虾、姜明昕、吴莎莉、周向东、孙峰、金梦霞、杜一帆、周珂、崔云丽等参加录音整理,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