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评的历史形象书写与慕容氏的皇权建设

慕容评作为前燕后期重要的政治人物,在史书中呈现出的祸国权臣形象实际上受到了历史书写的影响。慕容评代表前燕末帝慕容暐的皇帝权力,为其驱逐皇位的威胁者,他与慕容垂等人爆发政治冲突的根本原因是慕容鲜卑王位继承模式的不稳定性。在后燕与西燕竞争政统的形势下,慕容评成为塑造慕容垂“中兴之主”形象的工具。他的生平活动与历史形象,是慕容氏皇权强化进程的反映。

两汉“周公辅成王”历史形象的变迁

两汉之际,由于王莽当权时极力宣扬"周公称王"的历史纪录,并将周公的历史形象和王莽本人的政治形象几乎融为一体,作为儒家先驱的周公形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为了恢复汉朝的正统地位、巩固君臣之间的尊卑伦理,东汉政权开始重新塑造世人对"周公辅成王"这一历史形象的认知,使一位曾经"践祚当国"的风云人物转型为始终克己复礼的本分忠臣。

历史形象与历史题材创作

为比较方便地将文学作品(包括影视剧)中的历史题材与历史著作中的“历史”概念进行区分,可用“历史形象”一词来概括文学中表现出来的与历史相关的因素。中国当代文化中的“历史题材热”与我国当代消费文化的出现与发展息息相关。在这里,历史是被作为“形象”来消费的,它不是“资治通鉴”的对象,而是作为一种虚幻的“形象”变成了供大众进行消费的对象。

纪念符号与中国共产党历史形象的塑造

纪念符号源于纪念实践,纪念符号是在纪念实践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借助各类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纪念活动,构建出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符号,主要分为重要人物符号、重要时间符号、重要空间符号等。这些纪念符号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历史形象资源,在保存历史记忆、彰显历史成就、推进历史教育、弘扬历史精神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功能,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尊重历史、铭记历史、学习历史、传承历史的良好形象。

王徵历史形象演变的史学史考察

王徵（1571-1644）是晚明中国的一名天主教儒士,字葵心,又字良甫,自号了一道人或了一子、支离叟、景教后学、崇一堂居士,教名斐里伯（Philippe）。明陕西泾阳县鲁桥镇尖担堡人①。自晚明至今,他在不同历史时期被塑造成不同的历史形象,先后出现过＂忠臣义士＂、＂科学家＂、

司马迁历史形象建构的史实辨正

司马迁自觉地建构了自我发愤著书的历史形象。他一方面凸显武帝与李广利的裙带关系,另一方面极言李广利才能平庸,从而达到武帝因李夫人而偏袒李广利,罪责于己、遂致宫刑的叙事效果。《汉书》则进一步加强了对武、李情深以及李广利才能平庸的历史叙事。然考诸史实,武、李之情深并不完全可信,李广利拜将封侯也非关李夫人,其本人实是与卫青、霍去病比肩的一代名将。司马迁历史形象建构的前提与史不合,这一历史形象需重新审视。

论文协在抗战时期的历史形象变迁——以历届常务理事为中心

文协的历史形象,经历了从一个与国民政府及其官方机构联系密切的文化团体,到一个以左翼进步文人为主体的文化团体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关联着文艺作家对政党政治文化的认同和国共两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政策。

从历史形象到文学形象——历代昭君诗对昭君形象的虚拟生发

《汉书》对昭君出塞事件的简单记载,给这一题材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广阔的可塑空间,以至于《后汉书》在记载这一史迹时受当时传闻与创作的影响也具有了文学性质与传奇色彩。而当昭君故事初步定型后,诗人们尽管寄予了不同的理想与情感,但各类主题的作品又几乎都流露着失意与悲剧的因素。

犹太女性的历史形象与美国犹太女性文学

审视主要历史文献中的犹太女性形象,我们发现即使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古代犹太社会,女性也并非只是逆来顺受或在宗教和政治等领域毫无作为和影响。相反,从圣经时代开始,就出现了具有独立和叛逆精神的犹太女性。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一代又一代的美国犹太女作家们也在经历着同样的挣扎与叛逃。

撩开历史的面纱——周瑜历史形象的一种解读

翻开正史,周瑜基本上是作为正面人物出现的。人品、相貌、忠诚、名声、战略、统军作战能力、雄烈英迈和温润儒雅集于一身,这些使他具有强烈的人格魅力。诸葛亮成为后世楷模,而周瑜成为他的陪衬,最多成为后人羡慕的对象,这是中国传统的正统文化与民族心理思想的长期冲突、演变和世俗价值的取向在人们心中自然沉积的结果。

王徵历史形象的演变

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性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他们的文化意义却可以不断地与时俱进。自晚明以来,学界曾将王徵前后诠释为"忠臣义士"、"科学家"、"天主教徒"等几种不同的历史形象,而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下,似乎更应被诠释为"跨文化传播者",因为其跨文化传播的活动对于当今文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种评价的转变和王徵历史形象的再次变更,也说明了史学研究反映时代精神,并随时代发展而深入的特质。

绘画作品中延安时期“历史形象”的塑造

延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两万五千里长征后的战略转移开始,延安就一直扮演着中国共产党人心中革命圣地的重要角色。基于延安的这种政治意义和历史价值,反映在艺术层面也形成了在整个文艺系统内能够承前启后的"延安传统",这种传统的逐步形成和产生影响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延安时期"历史形象"形成和塑造的一个过程。一般而言,我们习惯于将延安时期的绘画创作关注点集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术创作探讨上,从而较少关注到对延安时期更加广阔、多样化"历史形象"的存在分析,以及它们在绘画作品中的"历史形象"塑造的表述。

“延安时期”的历史形象在绘画中的表现与塑造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中国共产党人在此经历了13年的革命抗战事业,延安时期的历史形象是绘画创作中的重要一部分,它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而发展。以延安时期的历史形象在绘画中的刻画为中心,对新中国成立前、"十七年"时期和新时期三个阶段予以分析,研究它们不同时期在绘画中的创作特点,以期对延安历史题材的绘画创作有一个深度剖析。

明主抑或昏君?——前秦皇帝苻生历史形象再定位

历阅《十六国春秋》、《晋书》、《资治通鉴》等史典,前秦王苻生无不以暴虐残忍、昏酒好色现于世人,然而,细加考证和推敲,前秦王苻生并非如史典所述那样不讲仁义德政、野蛮残暴、淫荡昏庸,其历史形象应重新定位。

从“为人多诈”到“推贤扬善”——《史》、《汉》张汤“历史形象”变化辨析

司马迁将张汤列入其《史记》的《酷吏列传》,班固在《汉书》中却将张汤独立成传。《汉书·张汤传》基本上照抄了《史记·酷吏列传》的相关内容,却对张汤进行了重新评论。班固在没有更改《史记》对张汤记载的情况下将张汤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提高,除了有其"宣汉"现实需要与编纂旨趣外,司马迁与班固所生活的时代的不同造成的二人价值观体系和评价人物的标准发生变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相对主义观念关照下的历史形象——历史可知性散论

历史的可知性问题作为历史哲学的元问题之一,是个极富魅力的理论领域。本文试图从对历史研究主体的认识能力及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两个方面的分析来阐述历史的相对可知性。正由于历史的相对可知性,才使我们有可能和必要不断地去超越可知的相对的程度,使历史学的研究能不断深入。

试从文学形象与历史形象中论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

易中天教授认为任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有三种形象:历史形象、民间形象和文学形象。对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情爱关系自古便有各家说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试从其文学形象、历史形象中简要论述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关系。

国家视野中大运河的历史形象变迁与出版文献探析

国家视野中大运河的形象呈现与其功用息息相关,在国家视野中大运河有军资调配的形象、漕运输送形象,伴随前两者而来的河政治理形象以及当下的世界文化遗产形象四种历史形象。梳理历代大运河出版文献,不仅仅可以看出出版对大运河历史形象的建构过程,更能从大运河记载中挖掘出文化遗产的因子,对当下重新提取和认知大运河的现代意义提供有益参考。

试析曹操的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以《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描述为视角

曹操历来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在《三国演义》中,他被塑造为"奸雄"形象,其奸险狡诈令人生畏;在《三国志》中,他是一个具有"双重性"的人物:既有阴暗的一面,也有辉煌的一面。作为小说,《三国演义》以曹操的历史形象为原型,突出了其"奸雄"的一面,塑造了一个新的人物形象,与《三国志》分别体现了曹操的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