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历史撰述的开端

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影业从萌芽走向初兴,中国电影人也开始了针对中国电影的历史撰述。深入分析这一时期专业性电影报刊上发表的相关文字,以及1927年出版印行的《中华影业年鉴》与《中国影戏大观》,可以看出:在开放的心态与比较的视野中,通过影戏溯源考、影业发展论与电影进化史等撰述形式,在把电影当作一种集社会改良、民众娱乐、艺术追求与商业竞争于一体的新兴实业的前提下,秉持着一种民族主义立场与历史进化观念,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的历史撰述,拥有一个不同凡响的起点与较高水平的开端。

怎样提高中学历史教材语言表述水平——以古代历史撰述为借鉴

学习、借鉴和发展中国古代历史撰述的优良传统对提高当今中学历史教材语言表述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学历史教材编写者首先应提高史学修养,发扬古之良史据事直书的求真精神,学习传统史学注重史识的优良传统,吸收古代史书史论的丰富遗产,学习和发展古代历史撰述在遣词造句和编次组织上的优良文风和叙事技巧,做到真实、正确、恰当地表述历史,使中学历史教材语言表述更确切;同时注重使用传统史学"尚简"笔法,如剪除重复、去掉浮词的做法和"寓论断于序事"的表述方式,使中学历史教材语言表述更凝练;在确切和凝练基础之上还要重视和借鉴古代历史撰述文史结合的传统,学习历史著作重视有意义细节描写、采用"互见法"组织材料、叙述通俗等写作特点,采用多样化的表现手法使中学历史教材语言表述更生动。

佛教与北朝史家的历史撰述

佛教对北朝史家历史撰述有很大影响。首先,佛教兴盛促使北朝一些史家意识到官修史书记载佛教的必要性。其次,佛教兴盛促使北朝一些史家撰述了一些专门的佛教史籍。最后,佛教影响了北朝一些史家历史撰述的体例和体裁。

从亦子亦史到亦经亦史——《史》《汉》之际历史撰述探微

从《史记》到《汉书》,两汉史学发生了重要转向。《史记》上承战国遗风,亦子亦史;《汉书》下启后世正史,亦经亦史。史学从诸子化转向经学化,可以从《史》、《汉》之间的历史撰述中探察其脉络。司马迁之后,褚少孙、冯商、刘向、刘歆、班彪等对《史记》的续补构成了史学发展的主流,同时起居注、编年、职官、目录、地理、谱牒等史学门类也蓬勃发展,它们共同彰显了这一趋向。

历史撰述与史料汇编相结合的创新成果——评《二战后侵华日军“山西残留”——历史真实与档案征引》

由山西省档案馆编著的《二战后侵华日军“山西残留”——历史真实与档案征引》（以下简称《残留》）一书，已由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公开发行。该书的编著被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列为“十五”期间研究项目。以孔繁芝为组长的课题组，通过对1000余卷原始档案爬梳筛选，

历史撰述和历史教学的庸俗化与通俗化

从文学性到小说化,是历史撰述与教学戏说化的准备阶段;从小说化到戏说化,是历史撰述与教学庸俗化的生成阶段。历史撰述与历史教学庸俗化的生成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历史庸俗化具有杜撰历史、颠覆历史因果关系,异化历史教化功能、唯利是图等特质,危害甚大。历史撰述与教学的通俗化具有真实性、因果理性与教化性、大众性与生动性等特质。因此要让历史撰述与教学从庸俗化走向通俗化,就要遵循历史通俗化的原则,从思想、学识、学风教风、制度等方面着手改变。

明代学者论历史撰述中的“心术”与“公议”

史家品德和史书公正性问题,为历代史家所重视。明代学者从对作史之难的探讨出发,不仅对史家"心术"予以特别的关注,并使之逐步成为史学批评的一个术语,同时,他们还认为史书有"明公议"的社会功用,而史家有"持公议"的社会责任。明代学者的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前人对史学的认识,同时亦引起后人对史学社会价值的深入思考。

试论20世纪之前的美国历史撰述与国家特性

建国之初,美国民众缺乏积淀于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为了唤醒美国人的国家意识,历史学家着手创造有用的过去,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都明确表达和界定了独一无二的国家特性。早期史学家通过独立战争界定外部敌人将美利坚民族整合到统一的叙事框架当中,运用美德的、英雄人物的价值观凝聚、展示美利坚的国家特性;班克罗夫特是全美历史的开创者,他将各州的历史纳入全国史的范畴,着重阐释美利坚合众国自由的、进步的故事;随后,专业史学家在科学治史方法的指导下赋予美国国家特性新的内容。

分期与断限:20世纪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表述

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撰述中,对"古史"有多种表述方式,大致为:"三段分期法"中的"上古史","特征分期法"中的"古史","断代史"中的"先秦史","五种社会形态"中的"古史"。不同表述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同时隐含着史家对于"古史"的不同认知。在不同的中国历史撰述之中,"古代"一词的内涵及"古代史"所指的时间范围也有不同。使用"古史"一词,不应以今日通行的"古代史"概念统称,而应返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形和文本语境中。回顾和审视20世纪中国历史撰述中对"古史"的不同表述,不仅对当今的中国古史编纂具有参考价值,而且对建构中国特色的古史观的理论结构和知识体系也有借鉴意义。

民国时期考古学的发展与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

缘于史料观念的转变、疑古学说的刺激、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学科定位与学术使命,考古学兴起之后,旋即受到民国时期史学界的重视,并且考古材料被运用于古史书写之中。当时的史前考古成果打破国人上古黄金时代观念,“拉长”了中国古史,由此重塑了国人的“史前史”认知和民族自信心。而殷墟考古成果,不仅使“商史”书写有更为明晰的时间序列,同时根据殷墟出土物,还可考察商代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水平以及艺术等“意识诸形态”的发展程度。即使当时的考古工作有许多局限,未来考古工作如何发展亦未可知,但许多学者仍期望将来出现满意的古史撰述。在民国考古学发展脉络中,考察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问题,亦可为当今的古史书写和中国特色古史理论结构的建立提供借鉴。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撰述对神话、传说的“处置”方式与古史建构

面对西方社会思潮的冲击以及学术媒介性质的日人的知识观念的影响,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撰述逐渐以“传疑时期”对古史加以阐释。以进化史观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都使得中国历史编纂者对神话、传说材料重新加以解释,并建构起新的古史叙述体系。前者意在用“故事”的眼光,说明神话、传说所反映的“渔猎社会—游牧社会—耕稼社会”的社会进化次序;后者旨在透过神话、传说考察中国原始社会之“史影”。不同历史编纂者会面对相同的时代主题。不管使用何种方法考察神话、传说材料,中国历史编纂者都期望建立真实可信的中国古史,以助于国人了解中国上古社会的具体状况。在考古学材料建设中国古史的取径之外,神话、传说材料对中国古史的建构作用仍值得重视。

晚清士人的世界弱国历史撰述

一、世界弱国的界定。晚清时期,世界外交体系已经处于1815年开始形成的维也纳体系,这一体系把世界各国按强弱分为三级,“欧洲列强是第一等,相互之间签订平等条约;中国这样的既不体现,但也不反对欧洲文明标准的国家属于第二等,欧洲列强可以在获得领事裁判权的前提下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大量缺乏强有力的政治组织的原住民部落被归入第三等,他们的土地也往往被宣布为无主土地,是西方直接征服的对象”。

历史撰述中的诗性与理性--读《早期现代法国的社会与文化》

随着《马丁·盖尔归来》和《档案中的虚构》①中文版图书的发行，我们认识了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她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新文化史、女性史和微观史学的领军人物，并于1987年荣膺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桂冠。当读者们仍着迷于她在《归来》中所展现的16世纪法国乡村的社会生活画卷时，当我们还为《档案中的虚构》中所揭示的赦免诉讼状背后的文化逻辑而感慨时，戴维斯教授的另一部著作《早期现代法国的社会与文化》又被翻译出版。

《史通·采撰》论历史撰述之得失

唐刘知幾所著《史通》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就历史编纂、史官建置、史馆制度、史学审美、史学批评、史家主体、史学功用等多层次展开了深入探讨,具有突出的系统性和理论性,被视为治中国史学者“看家的书”。对于这部史学经典,历代学人已经展开充分研究并形成了“史通学”。今天,我们阅读《史通》、理解《史通》,在关注它对于中国传统史学之贡献的同时,是否可以从中读出超脱时代、超越中西,而于现今历史学一般理论问题有益的启示呢?本刊组织的这组笔谈,选取《史通》中的《采撰》《书事》《探赜》《鉴识》四篇,由概念的生成与史学活动的展开,论及历史撰述中史料的搜集与处理、叙事主线的规划与实现、史家治史过程中的认识论,以及研究者的一般性认识活动等触及史学理论原则的问题,旨在推动传统史学理论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发传统史学理论的生命力,推进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

民国戏曲史家历史撰述的诗人身份实践

民国时期涌现的各戏曲史著,尽管采用不同的治史模式宏观把握演进脉络、安排讲述内容,但在具体史述中,戏曲作家与戏曲作品始终是各模式史著公认的历史言说对象。戏曲文本作为最明显、最庞大和最可信的戏曲史遗留物,率先进入戏曲史家的视野。大家一致认为可以通过依次展示它们实现戏曲历史部分面貌的呈现。在确定戏曲作品这一历史对象的同时,文本背后站立的戏曲作家也一起进入到戏曲史著中。这些作家同样未曾在各模式史著中缺席。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和撰写中国古史始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重视考古材料,将实物史料与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传说记载相结合,从而致力于建立科学、可信、系统的中国"古史",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古史"建构的主要特点。应对学术之需,关注时代主题,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古史建构的旨趣所在。在共同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基础上,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人与郭沫若在古史分期等问题上有较大分歧,他们各自的古史撰述亦有特色,由此反映古史建构的多样性。

民族情感与历史叙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撰述对人种起源问题的阐释

中国人种起源问题是近代中国历史撰述所遭遇的一个重要话题。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撰述中所反映的知识分子对人种“西来说”的信奉、对人种外来说的质疑乃至批判,以及对“土著说”的“暂行断定”,彼此之间不仅并不矛盾,反而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人种“土著说”得以立足于学术界,主要源于“北京猿人”的发现及古人类学等相关研究成果的支撑,抗战期间“民族主义”意识的自觉也推动“土著说”历史认识的发展。这一变化恰好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中积极寻求民族认同、增强民族自信心所作的努力,这也是特殊时代背景下史学经世致用的反映。

我国古代历史撰述的发展脉络及变化趋势

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无不对我国古代的历史撰述作了一定的总结和发展。作为中国史学理论总结的章学诚更是如此,他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把古往今来的史书划分为撰述和记注两大类。所以,关于历史撰述的发展脉络和变化趋势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晚清士人世界弱国历史撰述的学术价值与特点

晚清士人对世界弱国的历史撰述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在国别方面,他们开创了中国人对埃及史、波兰史等国别史的历史记载;在时段方面,他们的视域扩大到古罗马、奥斯曼帝国早期史;在问题方面,晚清士人解决了许多困惑国人几百年的问题,比如佛教在印度的衰亡问题就是其一。晚清士人摒弃了以自我为核心的天下朝贡体系观,逐渐向民族国家过渡。在撰述列强侵略殖民地历史时,他们能识破列强的话语陷阱,从正反两方面分析,有较强的整体感和格局感。无论写强国还是弱国,他们的根本目的还是政治诉求,一些弱国史撰述并非实事求是,而是为了政治诉求的重构。纵有重构,弱国史撰述还是为了中国走向复兴服务,结合本国国情,探索出一条在本国各阶层、各族群拥有最大公约数的改革路径。

略论主观历史图景的意义转换性

历史撰述所建构的主观历史图景是客观历史存在在当下的理性化的表现形式。由于客观历史存在已经在时间流失中永远逝去不可能被最终还原,所以主观历史图景必然具有主观创造性。这种主观创造要将一定的秩序引入主观历史图景,这一过程同时就是在主观历史图景中对客观历史事实赋予当下意义的过程。并且,经过转换的意义还要被内化到当下的社会秩序当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