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政治学视域下中国古代国号的意义诠释

中国古代国号兼具历史特征与政治属性,是时间脉络与政治权力互动交织的产物。其既在历史演进中彰显延续性与多样性、因袭性与稳定性、指代性与功能性等特征,又呈现政权发展消亡历程、深受政治权力影响、蕴含丰富政治意义,体现政治权力逻辑。在政治合法性建构中,国号反映出统治者攀附血缘和地缘制造正统身份、依托谶纬和宗教隐喻天命转移、承接礼制和德性宣示王道赓续。在维护政治统治时,国号可以被用于整合族际关系缓和民族矛盾、统合集团关系化解权力离散。此外,国号能够寄寓政治理想、传递政治理念,为推动政治秩序演进提供方向引导和价值支撑。

探寻历史政治学的过程追踪之道

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主体性和把握中国治理现实,需要重视历史。历史政治学的提出回应了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并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相适应。不同于历史社会学和政治史研究,历史政治学既能发掘一般性理论,又尊重历史的时间与情境。然而,尽管历史政治学一直尝试发掘时间性因果机制和重大现实问题的历史渊源,但历史政治学在当前研究中却呈现出时间性因果机制缺位的问题。该问题进一步导致历史政治学知识累积的进度与理想状态存在距离。因此,基于过程追踪方法在历史政治学研究中贡献知识增量、转化知识存量和追溯重大现实问题历史渊源方面的价值,本文提出将过程追踪法带入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同时,本文对于方法论的探索并未仅停留于价值的探讨,而是围绕“情境”“时间”“行动者”三要素,探寻体现历史政治学本体论和认识论关怀的过程追踪之道,进而推动历史政治学方法论的完善。

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政治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于历史政治学研究立场,中国式现代化在认识论层面更新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理论话语,在本体论层面形成了政党中心的政治道路、人民主体的政治取向、人民民主的政治形式、文明基体的政治基因、和平发展的政治追求构成的“五位一体”的实践路径,在方法论层面创造了有别于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秩序,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重大理论和现实命题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学概念的新表述和历史政治学研究的新骨架,在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历史政治学与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从贺东航《现代国家构建的中国路径》说起

当下中国的“历史政治学”研究有两种典型的研究路向:以姚中秋为代表的规范性的历史政治学路向,即政治哲学路向的历史政治学;以贺东航为代表的描述性的历史政治学路向,即社会科学路向的历史政治学。与前者相比,后者不是旨在把握中国文化的不变本质,而是力图呈现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实践经验,因而可以把历史具体主义贯彻到底。但是,贺东航式的历史政治学研究,除了未能形成学理融贯的分析框架外,亦面临着历史阐释与未来建构之间的张力。把历史政治学研究与社会政治理论分析结合起来,可以弥补单一的历史政治学视角对历史延续性的排他性关注,从而在现代转型中恰当把握政治现象的历史延续性及其现代转进空间。

中国传统正史修撰内在张力的历史政治学诠释

中国传统正史修撰兼具历史书写与政治实践的双重属性,因其演变的延续性与变迁性、过程的权力性与参与性、体例的结构性与能动性、功能的承袭性与回顾性而蕴含深刻的历史政治学意义。正史修撰既在历史的延续变迁中见证了史官地位的迁移、史学意识的发展、史书质量的变化,又在政治权力的运作更迭中与政权形象的塑造、政事记叙的策略、政局形势的影响密切关联。基于上述双重逻辑的共生交织与互动融合,正史修撰的相关实践不仅逐渐背离史以制君与直书实录、史为经翼与掌书赞治、史持正道与著书通变的史学宗旨,而且日趋偏离兴立教化与以立时治、视往鉴来与惩前毖后、褒贬垂训与长治久安的政治功能,从而呈现出多维复合的内在张力。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何以可能?——基于历史政治学的思考

从历史政治学的视角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结构上的应然性。在新时代的乡村治理中,党建引领既遵循了乡村治理中“引领者”不可或缺的历史经验,又满足了乡村治理中组织缺失的结构需要,因此基于党的领导地位、新乡贤与先锋队性质政党的耦合以及党建引领自身的优势,党建得以引领乡村治理。在新时代,乡村治理应在党建引领的基础上,以完善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抓手,健全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形成党建引领合力,不断提高乡村治理效能,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论数字政治学、数字政治经济学与数字历史政治经济学——兼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数字化构建及历史基础

数字政治学、数字政治经济学与数字历史政治经济学既是中国学术历史传统与数字技术交叉融合的学术成果,又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数字化构建的阶段性探索,也是数字化时代的知识生产、创新及体系化。数字政治学从数字要素角度研究人类社会权力运行规律,数字政治经济学是从数字要素角度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经济互动规律。数字历史政治经济学则是从数字要素和历史因素两个维度研究人类政治经济互动规律,是政治经济学在继承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数字化和时代化发展的结果。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数字化构建不仅能够打破少数西方国家知识生产及学术话语权垄断,而且能够推动国际社会学术创新及人类文明进步。

中国式现代化、新历史经济学与历史政治经济学——历史自信及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构建

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历史自信和实践基础,新历史经济学和历史政治经济学的提出和知识体系构建则是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构建的阶段性探索成果。新历史经济学是从历史中获取经济学新知识并对历史进行新的经济学解释的科学,历史政治经济学则是从政治与经济互动角度研究历史规律的科学。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包括经济学新概念体系、新理论体系、新方法论体系和新知识化体系四方面内容。

历史政治学与中国当代史研究

正在兴起的历史政治学或可拓展史学研究论域,给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研究带来一定的跨学科启示。本体论层面,历史政治学揭示了政治史,特别是国家史在当代史研究议程中的重要性。认识论层面,历史政治学提醒我们不仅要研究国家史,更要在国家史中做研究,增强对历史过程中的“国家”及相关概念、机制、解释等的检视。方法层面,历史政治学中一些非属传统史学的新型分析工具会丰富、深化当代中国史研究,提升其研究的理论阐释和概括能力。

历史政治学视野下边疆安全治理的语言政策路径探析——基于X地区双语教育政策实施历程(1949-2019)的考察

实施什么样的语言政策,关系到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整合与边疆安全治理效果。文章基于历史政治学的分析范式,考察新中国成立后X地区双语教育政策的变迁历程。语言政策在边疆安全治理实践中的作用机理,表现为语言同质化程度与边疆安全指数呈“U”型的关系变化特征。X地区双语教育政策的变迁大体经历了“生成—转型—巩固”的过程。在生成阶段(1949-1978),“以民语教学为主,加授汉语”的传统模式并没有对边疆安全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而在转型阶段(1979-2000),随着系统环境的开放,边疆安全治理的困境也逐步显现,倒逼中央政府提高国家通用语言在双语教育中的权重;到了巩固阶段(2001-2019),随着双语教育政策设计的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边疆安全困境有所缓解。作为该政策的直接作用对象,民族边疆地区的居民对该政策的调整会做出相应的能动反应。最后,文章对以国家建构为核心旨趣的历史政治学范式在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议题研究中的适用前景作了进一步探讨。

统战人的政治性格:基于统战文化的历史政治学分析

统战文化为认识统一战线的发展规律提供了一个整体性和实证性的研究路径,而统战人政治性格的研究则从微观与人的行为的层面打开了研究空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伟大历史表明,统战文化塑造了统战人的政治性格,统战人的政治性格则体现了统战文化的功能发挥。统战文化是一个历史的积淀过程,历史演进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典型示范作用,对培育统战文化具有奠基性的作用。从历史上看,政治信任、政治共识、协商理性,是统战文化的基本要素,而突出政治信任、追求政治共识、注重协商理性,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顺利发展过程中统战人政治性格的鲜明特质。

历史政治理论序论

中国社会科学界对于包括政治理论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历史性和地方性,虽有所认识,但并不系统和深入,其原因在于缺少知识社会学的方法论。从包括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和政党中心主义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到民主等政治学理论的基础概念,再到理性选择主义等流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均是特定国家和特定历史经验的产物,但却以普遍主义的方式传播且影响深远。社会科学是主要国家发展阶段的产物,已经走进世界中心地带的中国,自然要为国际社会科学贡献知识产品。作为中国政治学专有研究方法的历史政治学,一方面为鉴别政治理论的历史性提供了方法论,另一方面为“发现”中国史蕴含的丰富的政治学原理提供了可能。

论历史政治学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

现代国家建构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从中西方国家建构的理论源头来看,韦伯的国家能力观和马克思的阶级观构成了国家建构难以回避的价值主张。从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出发,以"大一统"的概念审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统一与和平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历史的总基调,连续与传承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基本特征。主权维护、基层治理、体制吸纳与文化认同四个具体维度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内涵。就历史政治学视角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研究而言,必须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维度与机制置放于历史纵深感的大环境中加以考察与审视。

历史政治学视角下的血缘道德王国——以周王朝的政治理想与悖论为例

人类文明起点相同,路径不一。西方文明路径的重要特点是空间的位移,文明和国家形态不断在炸毁的“废墟”和开拓的“空地”上建立。中国文明进程的重要特点是长时间的延续。文明和国家形态不是在“废墟”和“空地”上建立,而是在同一空间里自我演进。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构成国家诞生的母体,并对未来的国家造型和演进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周朝是直接从血缘母体脱胎而来的原生国家。她承继了长期历史延续的血缘氏族道德,又按照血缘道德理想型塑国家形态。周人第一次产生了政治自觉,尽管其理想图景带有相当的乌托邦色彩,但反映了幼年国家的童真,其价值至今仍然放射出理想的光芒,其基因缺陷为后世所克服。考察周王朝政治形态,对于发现中国文明和国家的原生形态和演进特性具有重要价值。

论作为治体生成要素的民心:一个历史政治学的分析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实践者对于重大政权更替的变迁规律累积了敏锐而丰厚的洞见,自秦汉之际一直到清末民初,民心在其间被赋予了根本原理禀性,其得失决定了政权兴亡。基于天人合一的政教精神,天命政治被归结为民心政治。民心的根本是人之大群情性,推重大公中正,处于塑造民风民俗的根本地位,也是政治领导者的正当性来源。为了克服政治衰变中的民心失范,优良政治的出路在于构建起一个包括政治原则、制度方略和政治主体三要素的治体。立国思想家强调政治家相对于行政官僚、治民心(教化)相对于治民事、经制纪纲(礼治)相对于刑罚威权、更化相对于变法的一系列优先性。这代表了对于政治事务的一种规范性理解,它伴随历代立国实践不断得到检验与重构,形成中国政治文明的要义之一。在现代转型初期,民心政治及其治体论遭到现代西方民主政体论的挑战,其义理架构有被社会契约论消解替代的趋向。同时,在严复、梁启超、李大钊和钱穆的思想中,治体论仍作为深层思维资源发挥着牵引作用,显示出与民主政体论的某种融会和张力,民心在立国精神层面的构建价值仍需要充分领会。

历史政治理性的成熟:作为中国思想之基本取向和方法

基于敬天、敬祖信念,周人早有历史政治意识。周革殷命之后,周公获得殷商史官及其所保存之大量档案文献,历史知识得到极大扩展;面对严峻政治危机,周公运用“监”于历史之政治思考方法,详尽地考察、比较、思考夏、商两代兴盛衰亡之机理,提出诸多重大政治观念命题,进而制礼作乐。中国特有的历史政治理性至周公臻于成熟,并构成此后中国政治与历史学共享之价值取向和思想方法。

“以史为鉴”:历史政治学之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中,反复强调了历史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性。以史为鉴,在实践上能够以历史映照现实从而实现良政善治,在理论上则有助于形成"中国性"社会科学并培育正确认识政治的新历史观,同时也必将是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突破口。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学研究路径,历史政治学致力于建设具有中国自主性的政治解释框架和话语体系。本文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基础上,深入阐述了历史政治学以新的历史观去认知和衡量中国政治的原由、问题及其学科功能。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生成逻辑的历史政治学分析

政党制度研究只有把政党中心范式与文明范式结合起来,深入分析各国的政治文明差异,才能进一步提高多样性政党制度的解释力度。文明基因、条件性、历史连续性三个方面相互耦合,为从历史政治学新视野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提供了可能。在近代中国政治发展中,宪政党与革命党分别造就了中国政党制度的两大类型,最终中国的政党制度锁定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即新型政党制度。这一制度作为承载中国儒法政治文明传统的新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政治文明对政治现代化的回应与自我调适,实现了最高政治权威与凝聚社会力量的统一。新型政党制度生成逻辑的历史政治学分析产生了三个理论启示:其一,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现代政党的种子在本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结果;其二,政党是政党制度之基;其三,政党制度评价标准是民主标准和国家治理标准的统一。

先秦政治冲突思想研究——对一种历史政治现象之解读

早在中国古代先秦时期,政治家和政治学者就已经在实践和理论上为整合政治冲突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但在中国,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冲突研究始终未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政治冲突的涵义也处于不断的跃迁之中。本文在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理论框架中,对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

试析历史政治地理对泉州广州的影响——兼论广州长兴与泉州昙花一现之因

在古代,广州和泉州都是南方两个地位突出的沿海城市,都曾在对外贸易上独领风骚。但从居于繁荣地位的时间跨度来看,泉州的繁荣较之于广州令人有“昙花一现”之感。本文通过讨论广州、泉州政治历史地理的异同,考察中央对外贸易的三个不同阶段特点,与其形成的对广州特有的利于发展的契机,从中探讨政治历史地理因素对双城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