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方法举隅——以“文学”概念为例

"历史文化语义学"是冯天瑜先生提出的一种学术研究思路。其义是通过考察关键术语、核心概念的古今演变、中西对接的演绎过程,透见其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以"文学"概念为例,可窥见历史文化语义学的方法论意义。

中英文化中的数字及其翻译——一种历史文化语义学视角的解读

中英文化中的数字具有十分丰富的意涵,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历史文化语义学的视角来研究中英文化中的数字及其翻译,对准确理解中英数字文化和正确表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词语·观念·思想史--历史文化语义学的三重意蕴

历史文化语义学应包含词语、观念和思想史三重意蕴。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的直接对象是词语,在此层面上,中国传统训诂学的丰厚遗产可资借鉴。不过,历史文化语义学在词语的字面意义之外,尤其注重其蕴涵的社会思想内容,即其观念意义。在此层面上,社会语言学为其提供了重要的学理资源。历史文化语义学不同于社会语言学的本质区别是,它不是一般地辨析社会变化与语言变化的相互关系,而是试图通过对若干关键词语的考析,厘清人们特定观念形成的来龙去脉,并确定其在民族思想流变的时、空坐标系中的地位、意义和作用,从而将思想史的研究提升到更加缜密、精细和圆融的水准。就词语、观念、思想史三重意蕴表达的圆融通达而论,冯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论》堪称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的典型范本。

从对外汉语教学的现状看历史文化语义学的作用

本文分析了西方语言学逻各斯-语音中心主义与其人类中心主义的关系,以及西方话语霸权对汉语的合理性、文明性的排斥。本文认为,当代中国极度西化的汉语本体研究决定了对外汉语教学的西化方向。目前盛行的听说教学法、结构-功能教学法都是逻各斯-语音中心主义的延伸,其根本的危害是在忽视汉字教学、忽视文本传承的基础上否定汉字的合理性、否定"天人合一"之中国文化的普世性。目前中国大陆历史文化语义学的兴起,为汉语本体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和理论空间,对建立语言研究的中国学派富有重要的意义;为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建设与教学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诠释角度,对建立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体系富有重大的理论启示,是值得我们认真吸取和借鉴的。

读冯天瑜教授的两本“历史文化语义学”著作

冯天瑜教授于2004年初版的《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简称《新语探源》)和2006年初版的《"封建"考论》,皆为"历史文化语义学"著作,著中每立一言,发一义,都是视野开阔,征引宏富,而且事关大旨,意义深远。能够将研究对象置于各自社会中不同历史过程的语境和文化交流的宏阔视野中,形成大文化史中的"历史文化语义学"。

历史文化语义学:知识考据与文化范式建构

历史文化语义学的创设是冯天瑜先生继承前辈学者理论方法,并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大转型运动所提供的实践理性,锻造而成的新文化史研究范式,《"封建"考论》是其典型代表。正是运用精深的考据与文化演进宏观叙事框架相融合的研究方式,以关键词为中心深入到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织、传统与现代并行的社会变动结构,揭示出社会性质本来的面相,进而为中国文化史的分期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标准原则。因此,历史文化语义学不仅承载了文化史研究传承与开新的演进变化轨迹,而且成为一种文化史领域研究文化传承与变迁、连接学术与社会实践的方法论。

从训话到历史文化语义学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是文化的创造物,却非先天具有,需要通过后天习得。语言问题(尤其是语义问题)主要不能求解于体质人类学,而须追究于文化人类学。语言与思维二者之间互相依存。语言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是人类组成社会的必要条件。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具有思维能力、组成社会的人,又可以同时兼称为“社会动物”“语言动物”和“符号动物”。

“跨文化传播”术语和学科的生成发展

语言与文化及历史相辅相成,关系紧密不可分。语言的意义仅能从文化与历史的脉络来获取。建立在这个论述之上,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目的在于从历史的角度探究语言的生成与发展,并由此来挖掘语言所反射的文化面向。历史文化语义学从学术的角度认为核心术语或概念是一个学科成立的基础,因此从各学科术语意义的历史与文化考察,可以了解一个民族思想文化的演进,以及文化之间折冲樽俎的互动过程,并进而解读人类社会未来的可能走向。本文从历史文化语义学的角度,分析"跨文化传播"这个术语与学科的生成与发展。分析则以构成历史文化语义学的三个根干为依据:历史线索、个案研究、以及核心人物。

智者光芒通博气象——冯天瑜的文化史研究之旅

在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史研究的40年历程中,冯天瑜是无可争议的前列人物。他于文化史研究的复兴时期,因应社会变革和历史学发展的需要,探索文化史理论和研究方法,为文化史研究在新时期的纵深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上承民国时期的文化通史学脉,并拓新思路,将《中华文化史》打造成至今畅销不衰的经典作品;他以持续40年的努力,推进文化生成史研究和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他东访日本,发掘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为研究近代日本对中国的观察以及中国近代社会的另一面相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渊薮;他开拓“历史文化语义学”视域,著成《新语探源》和《“封建”考论》,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以义理、考据、词章、经济相与济用的研究方法以及阔大的视野、多元的知识结构与通博的气度,为中国当代文化史研究贡献了一流的文化史论著。

冯天瑜先生治学方法探微

冯天瑜先生是湖北地区著名的文化史学家,他勤于治学,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冯先生在史学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不拘一格的治学方法。在治史实践中,冯先生善于以小见大,通过"历史文化语义学"来以"概念"解释历史。于史料,冯先生能以采铜于山之精神发掘原始史料和口述史料,在精密的考辨中凸显史学重实录的学格特征;于史学,又能以宏大之气魄融通义理、考据与辞章,赋予史学以新的气象。在冯先生的论著中,"学术性"与"思想性"得到了有机的统一。

概念体系史的研究方法

一、力荐概念体系史的研究生产力主义导致资源枯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地球环境问题表面化,国际社会一致认为,人类的生存必须伴随所有生物的生存。虽然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但毫无疑问的是。

从“翻译语”研究到翻译论的建构——柳父章的翻译研究方法论及其启示

"翻译语"与汉语语境中拿一个现成的汉语词来解释和翻译外语的"译词"不同,它是用创制的新词来解释性地翻译外语相应的词,并最终使其融入译入语系统中。柳父章是现代"翻译语"研究的第一人,他从历史文化语义学的角度,从个别词语切入,通过考查"翻译语"的演变来梳理日本翻译思想的形成过程,并认为"翻译语"具有"宝匣效应",是健康语言的征候,而此前翻译界则普遍认为随意使用"翻译语"的现象是语言上的一种病态。柳父章还注意到"翻译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翻译文体"的语体和风格,而翻译文体的这些特性又直接推进了日语文体、风格的现代化。这些观点在翻译史及翻译理论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并在方法论上启发和影响了我国的一批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