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正义观的构建——基于马克思历史正义观的分析

马克思历史正义理论揭示出正义观的建构坐标存在于社会生产方式之中,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实现了社会生产方式的伟大变革。前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正义观的建构提供了理论路径,后者则催生了构建新型正义观的必要性,并孕育了建构新型正义观的可能性。理论与实践的契合共同熔铸出"新型"社会主义贡献正义观,即以劳动贡献为主、以非劳动贡献为辅的贡献正义。

档案在历史正义中的时空责任

随着全球启蒙理性的觉醒,档案越来越多被用来还原历史真相、纠正社会的非正义行为,它在历史正义中具有跨越时空、还原历史真相的职能。共享记忆的构建与历史档案的公开诠释还原出连续完整的历史事件,档案记忆的再生产为时空机制提供记忆之场所并塑造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形式,最后借此机制要求施害者为历史的非正义行为负责,抚慰受害者并实现自我和解,进而弥合民族裂痕,推动民族和解,实现和平发展的终极目标。

从抽象到历史: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嬗变

马克思对于正义的理解是不断深入和变化的,是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领域的批判与研究中展开的。早期马克思对正义的认识是通过价值悬设;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确立,马克思将正义置于现实社会生产中加以考察,正义是与社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具体正义;而在深入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性解构中,马克思开始以一种历史发生学的视角去认识正义,这是其正义思想所体现出的独有内涵,即历史正义。

客观的叙述 批判的眼光——《正义与历史实践》一书读后

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对西方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进行客观的研究,批判扬弃之,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当代使命.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思潮被大规模引进中国,拓宽了国人的视野,但也存在食西不化的问题,在报刊杂志上不乏用所谓"后现代思潮"包裹的学术文章.新年伊始,袁久红博士将他的博士论文付梓出版,定名为<正义与历史实践--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正义理论批判>,读来令人兴奋,深感这是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剖现代西方正义理论的力作.

西方“自然正义”观的历史透视

正义是一种影响社会文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也是人类社会政治法律关系中最重要的基础。西方“自然正义”观经历了古希腊哲人的正义观、古罗马法学家的正义观、中世纪神学家的正义观、十八世纪以来欧美思想家的正义观四个阶段。虽然西方“自然正义”观的历史轨迹表明“正义具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以呈现不同的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但是在人类社会政治法律关系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具有极不相同面貌的“狄凯”成为人间是非善恶的评判标尺。

正确看待历史性不正义的立场与方法--以艾利斯·马瑞恩·扬历史性不正义思想为中心的考察

艾利斯·马瑞恩·扬通过回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世界范围掀起的有关罪责问题的“大争论”,引入政治责任话语,将对纳粹大屠杀罪责的思考扩大至历史性不正义的正义理论视域。在她看来,面向未来的共担责任的社会连接责任模式,相较强调追责的法律责任模式更适宜于分析历史性不正义。正确看待历史性不正义,应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坚持运用唯物史观,揭示历史性不正义的真相;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任何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增强历史担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向前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周易历史哲学刍议

中国历史哲学体系发达,但国内学界将周易作为历史哲学研究对象的文献并不多见。但事实上,周易在对人文环境全面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人事变更及对历史发展的认识,进而成为人类文明可共享的一种宝贵资源。周易历史哲学在总结历史盛衰现象的基础上,建立起历史盛衰之哲学基础,并力图透过历史现象,寻求形上学之依据,将历史哲学之价值观与中华民族之精神密切联系,将历史发展之原则融入到时时变易之流,将历史作为个人生命与族群生命的展现。

美国因素对日本历史问题的影响

日本历史问题事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该问题困扰着东北亚国家间关系的互动,也挑战着美国的历史正义。在日本历史问题上,从该问题的缘起到美国国内各层面对该问题的认识,再到美国的抉择和利益考量,美国因素不容忽视。

马克思正义理论的伦理特质

人们在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理解上出现了很多分歧,究其原因主要是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伦理特质缺乏准确认知。马克思正义理论的伦理特质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它是一种规范正义论,主要着眼于对现实社会的价值评价而不是事实描述;其次,它是一种社会正义论,超越了传统正义理论的法权结构框架,对社会本身进行价值指认;再次,它是一种类正义论,认可人是类存在物,采取类哲学思维对正义进行规定;最后,它是一种历史辩证正义论,认为正义是一个逐渐展开和实现的历史过程。

环境治理与回溯正义——以南台湾“安顺厂”个案为例

通过以南台湾的"安顺厂"戴奥辛污染个案与褐地整治工作为例,讨论当前环境治理主流理论的默认以及缺失。借由将该个案与转型正义议题作对照,从而分析国民党政府以"加害者"不复存在作为拒绝国家赔偿的依据之正当性。一方面指出主流理论所默认的个人主义与公司产权保护,不仅忽略环境正义的考虑,甚至将造成实践上的困难;另一方面则揭露主流环境治理理论所默认的"时间观"对于"现今"的过度重视,不仅本身反映对于"历史正义"的忽略,因此不足以处理类似的褐地整治案例,同时也可能导致未来的环境污染,将我们应负的历史责任转嫁给下一代人,直接造成代间不正义。

历史责任、历史理性与史学职业化

历史研究成为一门职业的学科研究之后,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价值无涉"在其中得到了彻底的贯彻。作为职业的史家,我们对自己的研究不苛求道德判断或价值判断,而只求"如实直书"。如果我们承认"人在历史之中",历史学家并非上帝一般的历史看客,同时,我们作为历史学家一旦追问自己的研究在当前的意义和价值时,都会涉及历史学家本身的历史责任与历史伦理问题。以纳粹大屠杀为例,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人类理性的诉求导向和限度,在此历史正义在历史研究中依然是一个潜在性要素。在当前,对历史学家研究合法性逻辑的考量和对历史伦理的考察成为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历史伦理和史家个体伦理是一个难以割舍的、相互关联的双向性思想过程。

马克思正义观的三重意蕴

马克思正义观建立于实践活动之上,是一种真正的实践正义观。实践的正义观包涵辩证的正义观、历史的正义观、社会的正义观三重意蕴。经济正义、政治正义、社会正义是由低到高的正义概念的序列,是人的需求与人的价值的不断提升。辩证的正义观既批判资本主义少数人的权利的正义原则,又指出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正义原则的局限性。历史的正义观肯指正义是一个实践的、历史性的范畴,与社会形态的更替具有一致性。社会的正义观是共产主义的理想正义,与现阶段马克思的实践正义观的现实批判相对应。在唯物史观中,生产正义与分配正义是辩证统一的,交换正义与消费正义也是辩证统一的。应得原则兼具现实性与理想性的双重维度,应得原则在分配正义中占据核心地位。

马克思、桑巴特、韦伯与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争论

加州学派否认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于古老的欧洲传统,因为主要的亚洲帝国和欧洲国家在1700年前后处于相似的发展水平;马克思、桑巴特和韦伯的理论则持相反立场。他们区分了不同形式的前资本主义和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借此来找出阻碍或推动工业革命的因素。忽视这些因素就等于贬低长期文化差异的重要性。

西方悲剧理论的两大类型

西方悲剧理论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一种类型是肯定历史正义的存在,另一种类型是否定历史正义的存在。而肯定历史正义的西方悲剧理论又因为寻找悲剧产生的原因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两大走向。西方悲剧理论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走向,一是由亚里士多德所开创、中经席勒到黑格尔集大成的悲剧理论,二是由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到马克思、恩格斯完成的悲剧理论,三是叔本华、尼采的悲剧理论。前两大走向是肯定历史正义的存在,后一大走向是否定历史正义的存在。

“动刀”:当代小说叙事的暴力美学

刀在传统社会中不过是一件农具或冷兵器,但在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中则起到中心化的结构作用。尤其是进入新世纪,随着底层叙事的兴盛,刀又经常充当重要的道具,在小说叙事的高潮中如期而至。中国当代作家只有用到刀的时候,他/她的叙事才得心应手,显示出力道和内在的激情。因此,这促使我们去审视中国现代以来暴力美学的传统。现代小说通过暴力展现了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完成了它对民族国家建构的美学想象。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底层叙事,在重新寻求历史正义时,再度有祭刀仪式,刀再度成为叙事的重要道具。但"动刀"也难以完全承载小说的审美意蕴,作家开始寻求逃脱的方式,那就是以其突然变异的意外的方式,来使小说的叙事转折开放。

“犹是深闺梦里人”——评何顿的《来生再见》

何顿的《来生再见》以史实为根基,融虚构于情节,小说介于历史和故事之间、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之间,具有文学和生活的双重见证意义。对于那段不为人知的抗战历史,作为读者的"我们"是"被蒙在深闺"的"梦里人";就生活现实而言,小说中幸存的主人公们,则是不知今朝为何夕的"梦里人"。作品以小人物命运勾连大历史风云,以历史材料辅政文学想象,既有文学照进历史的"真实"价值,也显出作家叩问历史正义的家国情怀。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哲学释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这是我们党胸怀天下的必然要求,是人类追求公平正义和安全未来的应有之义。在唯物辩证法的视域内,历史既有正确的一边,也有错误的一边。历史正确性所具有的基本规定是:基于历史本体论的角度分析,它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基于历史演进机制的角度分析,它是实然性与应然性的统一;基于历史主体创造活动的角度分析,它是主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基于历史演进内容的角度分析,它是合理的历史实践与科学的历史观念的统一。在历史创造中要实现历史正确性,需要做到求真、求善、求美。中国共产党倡导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体现着历史的正确性和人类的进步性,深刻回答了人类向何处去的重大现实问题。

时间、在场与历史非正义

过去是遥远或不在场的(且因此是不可逆转的),这种观念历来支配着历史与正义之间的关系。这种含混不清的本体论状况,使得我们难以把时常感受到的"记住的责任"或"公正对待过去"的义务,置于过去本身之中;正因如此,为了支持一种以现在为目的的伦理学,从尼采到基斯·詹金斯的哲学家们反驳那种对历史的"痴迷"。其结果是,历史学有助于寻求正义的能力往往显得非常有限,甚至荡然无存。在历史写作中引入"在场"范式,能够潜在地转变这种历史与正义之间的关系。然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应当以如下方式来构想"在场"范式:它既要从根本上批判在场与不在场的形而上学二分法,也要批判作为这种二分法之根基的时间概念(时间知识学,chronosophy)。只有当在场和不在场不再被视作截然对立时,"在场"范式才具有解放性和生产性。本文第一部分将比较笔者称之为"司法的时间"与"历史的时间"这两个概念,从而详细阐述在场/不在场的二分法对于正义概念的影响。第二部分所重点考察的是,占支配地位的西方时间知识学的某些方面如何强化了在场/不在场的二分法,从而阻碍着我们彻底探索那种含混不清且往往成问题的过去之在场。整篇文章将参考近些年来真相委员会的现象和转型正义的语境,来谈论某些对"在场"范式的挑战。

历史上的非正义及其矫正

在全球正义的辩论中,戴维·米勒既反对全球平等主义,又反对世界主义。面对历史上的非正义这一问题,他采取个人责任—集体责任—民族责任—民族对过去的责任的论证路径,以民族成员身份为论据,坚持民族对历史上的非正义承担继承性的矫正责任。针对历史上不同的非正义,米勒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矫正方案,但是他为殖民主义这种复杂的历史上的非正义提供的矫正方案是不充分的,原因在于他只关注了殖民主义在经济上的非正义性,而没有看到殖民主义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非正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