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性发展差异及其机制研究——基于生活历史法

运用生活历史法对7位留守经历者进行访谈,了解并梳理其留守经历,发现被访者的社会性发展程度存在差异:有些留守儿童的社会性发展体现出亲密的亲子关系、平等的同伴交往关系、外向型性格、稳定性情绪以及自信的自我评价;有些留守儿童的社会性发展体现出淡漠的亲子关系、讨好的同伴交往关系、内向型性格、情绪易变以及不自信。而出现这种社会性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不同的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与压力应激水平不同、关系发展水平与逆境信念水平不同、外部环境对其心理与关系补偿以及适应性促进水平不同。因此,要把留守的消极因素与负面作用降到最低,就需要更好地设置留守环境与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状态,建议谨慎选择临时监护人、搭建留守儿童的发展“心理支架”、尽量推迟留守年龄以及让孩子形成正确的“留守”认知。

青年马克思对历史法学派社会历史观批判四重维度解析

19世纪40年代,青年马克思对历史法学派的批判有着独特的提问范式、关注领域、分析门径和思想立场。马克思针对历史实证主义原则,以黑格尔主义作为历史研究的哲学依据,形成了理性论的提问方式;马克思批判了历史法学派的国家观,在关怀德意志民族前途的问题中形成了现实的关注视域;马克思以厚今薄古和一分为二的方法解析历史,形成了辩证的分析门径;马克思批判了历史法学派的地主阶级立场,坚定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立场。马克思对历史法学派社会历史观批判的四重维度清楚地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法学派并无思想上的渊源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正是这样与错误思潮相斗争而形成。

论德国历史法学派

19世纪初产生于德国的历史法学派,是西方法学流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其思想主张在整个19世纪占据了德国法学研究的主导地位,引领了世界法学发展的潮流,并对以后的法律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总结德国历史法学派主要观点及当时和后世的学者对历史法学的正反面的评价,可以为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

论马克思对历史学派本质探问的视角——读马克思的《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

历史学派掌控德意志民族法律心灵近乎整个19世纪,作为一种学术史存在可谓不可轻视。但在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观察邻近各国的现实生活的时候,几乎就无心情赏析萨维尼等人的学术水准。马克思基于对历史学派现实概念的哲学批判、忧心于德国人参与当代问题的缓慢程度,而对与落后的当代现实保持同等水平的历史学派进行追问。马克思想要表明,德国人民必须对深蕴于民族历史的民族精神作深刻的反省,不仅需要批判现存的国家制度,同时还要批判这种制度的抽象继续。然而,面对此问题,马克思是站在哪一点上?对此,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但在其中都忽略了马克思对虚无主义的挑战。

历史法学派视角下的纠纷解决方式与启示

历史法学派关于历史方法论、法律发展的阶段论、法律性质的反映论思想启示我们: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适用上,应反对纯粹的“理性司法;”在适合本民族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中,寻求兼顾民族化与国际化相结合、法的民族性与趋同性相结合、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的双重路径,使法的不同渊源在纠纷解决中相得益彰。遁历史法学派思路反思我国的纠纷解决方式,也可清晰看到我国纠纷解决方式的民族特色和历史演进脉搏。

历史法学派之借鉴与中国民法典制定之反思

在中国已进入大规模立法的今天,我们面临着法典化的强烈呼求,但也同时面临着法学发展的不完全与城乡二元的对立等障碍,如何应对这种矛盾,换言之,我们现在法典化是否过于仓促,就成了摆在整个转型期中国法学与立法者面前的、不可绕开的难题。200年前的德国,面对着四分五裂的各邦也同样有着这样的争论,其中最有影响的萨维尼与蒂博的论战,这场论争以萨维尼的反对仓促法典化的主张胜利告终,其立足点主要在于民族精神的尚未完成与法学发展的不完善。那么中国今天的大规模的立法,尤其是法典化运动,对此应该有所借鉴。

历史法学派简论

历史法学,泛指以历史的观点和历史的方法来研究法律现象的科学。在两千多年的西方法律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波利比(Polybius)、布丹(Bodin,J.)、孟德斯鸠(Mondesquieu,B.d.)等著名的思想家们,都曾不同程度地对于历史法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真正使历史法学形成一个学派(Historical Schoo1),则是十九世纪的事情。其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德国的萨维尼(Savigny,F.K.1779—1861年),普赫塔(Puchta,G.F.1978—1846年),艾希霍恩(Eichhom,K.F.1781—1854年),英国的梅因(Maine,H.1822—1888年)等。要了解历史法学。

一位女性成人教育工作者的专业社会化历程——基于生活历史法的研究

由于注重探索个体的生活历史和日常生活经验在其学习和教育活动中的特殊意义,生活历史法对于成人教育工作者专业社会化研究具有很强的适切性。运用生活历史法对一位女性成人教育工作者专业社会化的研究显示,专业社会化与个体的家庭环境、受教育背景、社会环境、工作环境以及人格特征等因素密切关联,并呈现出专业社会化历程的终生持续性、专业社会化动因的多重性、专业社会化路径的"非正式性"和专业社会化模式的辩证互动性等特征。

民族精神须有理性基础——以黑格尔对历史法学派的批判为分析视角

黑格尔认为,法的基础是理性,在此意义上,黑格尔对历史法学派提出了批判,认为其"民族精神"无法体现普遍理性,孤立的历史事实背后实际上仍是理性精神在起作用。在黑格尔法哲学中,理性一方面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意味着自由;普遍理性并不否定个体自由。正确理解普遍理性与民族传统的关系,对于正确看待当前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论争论有深刻的启示。

历史法学派的主张及其当代价值

产生于十九世纪初的历史法学派是西方一个颇具影响的法学流派,其思想主张对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

历史法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运用

一、历史法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含义及其重要性将历史法用来作为研究图书馆学的手段,我们称之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历史方法。它是在研究图书馆学的过程中,通过对有关历史资料的搜集、鉴别与运用,去揭示图书馆及其思想学说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众所周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自己的历史,我们的图书馆与图书馆学,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在研究它们历史的时候就离不开历史的方法。不尽如此,即使在研究非历史性的图书馆学问题上,为了在不同深度和广度上弄清这些问题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历史法学派的宣言书——浅析萨维尼的《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

西方法律思想自古及今异彩纷呈,历史法学派可谓是其中光辉夺目的一支。试图通过对萨维尼及其代表性著作的分析,在总体上重构该学派的法律思想体系,以便为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宏伟目标找寻一点成熟的思想养分。

历史法学派思想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

历史法学派主张的法学思想对现代法制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纠纷的产生并不意味着社会的不和谐,和谐社会的发展是纠纷解决方式向科学化和有效化演变的一个过程。历史法学派主张用合理性的方式解决纠纷,在历史法学派思想主张的影响下,我国纠纷案件解决机制的建设应更加注重民族的自身特性和法律道德性。

当世界主义遭遇民族性——历史法学派的问题意识及其中国语境

法律是历史与社会的产物,具有民族性的特质与文化的个性。19世纪的德国,在经受着具有世界主义诉求的自然法理论和实践的洗礼之下,诞生了影响深远的历史法学派。通过对历史法学派问题意识确立过程的追溯,我们可以深刻地认识到历史法学派问题意识的实际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历史法学思想对中国法学发展与法治实践的直接启示,即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安顿好一种属于中华民族的良善的法文化个性。

RUC生活历史法:一种基于批判理论的质的研究方法

作为一种基于批判理论的质的研究方法,RUC生活历史法丰富了国内质的研究方法的理论话语和操作技术。RUC生活历史法源于全球化与知识社会中教育研究重建的需要,它以批判理论为基础,探究作为主体意义建构持续过程的终身学习过程。就操作技术而言,它吸收了常见的质的研究资料收集方法,并在资料分析上运用了能够揭示学习潜能的深度解释学。

历史法学派思想对我国纠纷解决方式的启示

历史法学派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如关于历史方法论、法律发展的阶段论、法律性质的反映论思想。历史法学派的思想对纠纷解决方式研究同样有很多启示,即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使用上,应坚持历史的方法寻求纠纷的合理解决,反对纯粹的“理性司法”;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应发现适合本民族传统的方式,坚持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结合,兼顾法的民族性与趋同性;注重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力量,使纠纷解决中法的不同渊源相得益彰。

萨维尼和梅因历史法理论比较研究

萨维尼的历史法以"民族精神"为理论核心,强调法的历史延续性和民族特色,推崇习惯在法律中的重要作用,创立了历史考究的法学研究方法,这使得萨维尼理论成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法学理论体系,但由于过于强调法律的历史传统而忽视法律的变化和发展,使得这一理论具有守旧和复古的倾向而备受学界责难。梅因则以"法律进化"为理论核心,在赞同法律具有历史性的同时,强调法律是进化发展和可以改进的,不仅关注法律的过去更强调法律的现在和未来,成为科学的法学理论而备受褒扬。

RUC式“生活历史法”述评

在西方的社会学研究中渊源已久的“生活历史法”,衍生和发展了很多不同的流派,本文主要针对近年来崛起于北欧的RUC式“生活历史法”展开述评。文章从该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的兴起和应用入手,重点归纳并逐一介绍了该方法迸发生命力的三大核心概念,最后对该方法从信度和效度方面进行了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