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流传物的语言性

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文化经典都是在绵延无尽的四维时空中展开的历史流传物。流传物是历史中某一文本透过作为事件的语言的传播与阐释而生成的构成物,它是效果历史的文本化持存,是作为过程的文化传统的生成,是作为流传事件而在语言的漂移中进行的阐释活动本身,是人的社会性实践交往的沉积性呈现。西方解释学作为特别关注传统的理论或学说,理所当然地将流传物或历史流传物作为其核心概念。但中文里的“流传物”或“历史流传物”在一定程度上是翻译过程中衍生的或生成的概念。文本主要论述历史流传物的语言性及其意义。

“历史流传物”的意义生成与经典化

历史流传物是解释学理论中一个相当重要、但尚未得到细致梳理的概念,作为理解和解释的对象,它指的是那些流传于历史进程中并不断得到新的阐释的文本。历史流传物的意义只有在文本与解释者、传统与当代的对话中才能生成,而历次对话所生成的意义共同构成了一个意义的群集。历史流传物的经典化是一个“效果历史事件”。

再论历史流传物——文化实践解释学阅读札记之二

金元浦认为文化的历史流传物作为集体文化记忆,是作为当时文化事件的延伸活动被记录的,是由诸多个体记忆碰撞、对话、沟通、交流而形成集体记忆的。集体前理解正是通过不断生成的第三生成物调整、修正、转换,生成新的文化集体记忆和文化集体无意识,改变传统文化意识的既成结构,形成新的集群/民族文化心理共同体。史蝶飞等认为当代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通过都市化的报刊阅读、旅游文化和教育选择确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品位结构与身份认同。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不能简单地根据收入和社会行为进行界划,也不能仅仅按照西方通行的理论看待这一现象,它受到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语境的多维而复杂的影响。罗如春提出赛义德是后殖民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位系统探讨知识分子角色身份的思想家。赛义德心目中的理想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以流亡者、边缘人身份,打破专业藩篱,秉持业余态度,坚持社会批判,面对权势说真话,成为普适价值的捍卫者。赛义德本人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也表征了后殖民知识分子带有普遍性的角色身份及其认同期许。

论历史流传物在语言漂移中的传释——文化实践解释学阅读札记之三

作为历史流传物的文学作品是怎样在语言的漂移中传释的,这是文学意义生成的重要问题。每一时代都有其主导的时代话语,在历史的承传转移中,依次表现为不同主调的时代话语。每一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表现为不同的民族话语,其主导理念也在变化中。地域话语强调地理范围内话语的共同性,强调其共同话语与其他地域文化话语相比的独特性,以之构成地域话语的主导面。历史使语言同时处于意义缺失与意义超载的矛盾状态,而阐释共同体则是文学意义生成中语言的历史具体性和延展性运演的功能载体。

作为“历史流传物”的艺术经典:阐释及其有效性

艺术作品得以流传并成为经典的过程,是由各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其中,阐释作为一种带有明确价值取向的文本遴选活动,既是艺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批评的基本职能所在,也是具体作品得以经典化的关键因素之一。对于作为"历史流传物"存在的艺术经典而言,有效的阐释意味着只有将文本与阐释主体都置于"历史意识"或"传统"之中,才能真正见出文本的历史地位以及批评家在文本经典化过程中的阐释效应。

从经验主义到效果历史——对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建构的一种解读

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思想是建立在对近现代科学经验主义进行深入批判基础之上的,经验在实验中的可重复性不能移植到人文社会科学中,因为后者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统一不可重复,理解和解释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效果历史意识,但必须通过历史流传物这一载体和视域融合这一途径来实现。

《世说新语》的生存美学

无论学界曾经有过多少研究,在中国文学史上《世说新语》都是一个孤独的文本。叙事学很少涉及它;以诗学为核心的古典美学也很少关注它。它特立独行地存在着,犹如那个时代的文化。其实这个历史流传物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但其核心价值其实不在文艺学,而是在生存论的意义上存在着。

《诗经》阐释与正典的确立和消解——读《经典与阐释:从“诗”到“诗经”的解释学考察》

文化经典是一种历史流传物的存在。纵观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凡有较强生命力且能在世界上发生一定影响的传统,都往往有在民族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占据特殊地位的经典及其评注。它们作为民族语言和思想的象征符号,不仅体现了民族的精神气质和该民族在思想上所取得的不朽成就,而且在民族历史中世代承传,对各时代人观念意识起着塑形的作用。

《诗》经典化与古史辨《诗经》阐释的去经典化

《诗经》文本作为阐释学语境下的'历史流传物',经历了经典化与去经典化的释读变迁,蕴含着丰富的阐释学命题。《诗经》经典的形成与耗散是一个典型的'效果历史'事件,传统《诗经》学致力于《诗经》的经典化阐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古史辨》派则对《诗经》进行了去经典化的颠覆解读。所以古史辨奠定了现代《诗经》阐释的范式。《诗经》不再是僵化政治说教和道德说教的表征,而成为活的文学典范。

被展示的流传物:当代中国短视频文化的“乡俗叙事”及其表征逻辑

展示乡俗是当代中国短视频文化的重要内容,其表征了一种新的民俗文化叙事范式。乡俗是作为历史流传物置入到由短视频所构建的文化理解和阐释语境之中,进而发生意义生产与变更的。从可读的流传物到可看的流传物的转变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表征。这使乡俗成为了景观生产与视觉展演活动,并导向了一种以参与、体验、消费乡俗为内容的视觉场景和以观看乡村文化为本质的视觉生活形态的出场。乡村想象对受众日常的构建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这种想象活动的蔓延使乡村文化成为了视觉怀旧的领域,并孕育出了一种以乡愁为纽带的情感共同体。短视频文化与乡俗的耦合既推动了乡村文化的振兴与革新,也谱写了一种新的情感民族志,对理解互联网时代的民族(乡民)生活世界变迁有积极意义。但短视频文化对乡俗的生产也要避免被资本、媒体等裹挟,维护其价值正义应当坚持乡俗的活态性文化定位,坚持诠释学关系与美学意识作为再生机制,坚持间性关系与伦理意识的调解作用。

视域融合下杜牧诗歌价值在清代的确认

历史流传物经典化的过程就是暴露或缓解经验着的文本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其与时代环境和政治权利有着莫大的关系。当时代境遇发生变化时,历史流传物被遮蔽的某些隐形特征被显露,而曾经被尊为规范的显性特征将会隐藏起来。杜牧是晚唐诗坛的大家,其诗歌在当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其诗歌中存在着一部分描写男女之情、流露文人风流情调的内容,所以唐五代以来一直为世人所诟病,到了清代,由于文化政策和士人心态的转变,对杜牧诗歌价值的判定有了改变,对其诗歌中抒发个人情感和描写男女恋情的部分被重新审视,进而对其诗歌价值有了一次再确认。

《诗镜》文本的注释传统与文学意义

藏族《诗镜》迻译自梵文,后成为藏族文学的“创作指南”。它在数百年间经历了反复的翻译、解释、诠释和语内翻译过程,形成流传至今形式多样、为数众多的不同注疏版本,积淀为极具特征的“《诗镜》学统”。《诗镜》学统具有如下特征:跨越梵藏语际和跨越古今的“双跨性”,与佛教思想体系形成重叠互渗的“互文性”,以及由于语言本身就处于永恒变化之中,再加上源于原典作者和注释者之间多重“视域差”造成的“未定性”。藏族《诗镜》历经多重重构,在经典文学文本之外,兼具历史文本、文化文本等属性,并在藏族文人模仿和践行过程中逐渐内化为藏族文学观念的“因子”,大大超越了原典的意涵,进而成为充满张力的开放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