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诗学”的终结:个人化、历史意识以及“伦理的诗学”

一记得上次一行提出了当代诗坛的“绝境”一说,发射了一些比较猛烈的炮火,当时我因为别的原因没有到场,如果到场,我也会给“九十年代诗学”补上一刀。对于今天来说,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怎么走出“漫长的九十年代”。我今天想讲的,关系到刚才一行,还有上次张伟栋讨论的“个人化写作”的问题,从书写的姿态和主体建构的角度,谈一下如何给“九十年代诗学”祛魅,最后提出一点个人想法,即如何建构历史的、伦理的、他者的诗学的问题。我就开门见山地说吧。

建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生态学的基础性工程——评《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生态的历史变迁及当代建构研究》

文化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属性之一。作为特定社会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形式,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进行,离不开一定的文化生态,这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与吸引力同良好的文化生态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就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际需要而言,无论基于历史的维度,从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化人”之优良传统来看,还是基于现实的视界,从近现代以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与文化载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看,建构良好的文化生态,优化文化环境条件,可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序推进的重要价值追求。

“史诗化”叙事与“个人化”叙事的同构——论日本历史小说《坂上风云》的叙述模式

司马辽太郎被日本人赞作"国民作家",其代表作《坂上风云》被誉为"国民文学",集中展示了司马辽太郎的叙事艺术、叙事态度与价值评判。该小说内含"史诗化"叙事与"个人化"叙事,分别指涉了"明治日本"的近代化历史、小说主人公的成长故事。这两种叙事对应着不同的叙述世界,但一致性又使得二者融合在一个话语系统中。"史诗化"叙事与"个人化"叙事同构的愿景彰显了艺术性的张力与乏力,直指历史叙事方法中的症结。

个人化、故事化、情感化——当下口述历史类电视栏目创作的三个维度

口述历史类电视栏目是近年来在国内荧屏上常见的一种节目类型。编导往往借助史学家与历史亲历者的叙述和回忆展现历史,而非遵循历史教科书上的史料。这样的艺术处理使得口述历史类的栏目普遍呈现出个人化、故事化、情感化的特点,创作者试图去挖掘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故事,从而实现以小人物的视角去观照大的历史时代。本文从三个维度对当下口述历史类电视栏目的创作进行归纳与总结,并试图为未来该类型栏目的创作与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是继续“历史化”,还是重建“文学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之争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文学性”与“历史化”两种研究范式之争此起彼伏。整体而言,“文学性”范式在1980、90年代迅猛崛起,而“历史化”范式在21世纪以降后来居上。本文剖析了两种文学研究范式的形成、路径与成就,并评析了各自的利弊得失。在当前学界提出重建“文学性”研究范式的形势下,本文认为重建“文学性”范式需要正确处理“文学性”与“历史化”的辩证关系,应当在“历史化”的基础上重建“文学性”。我们需要的不再是英美新批评意义上相对封闭的文本细读内循环体系即“纯文学性”阅读体系,我们期待的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体开放式的“杂文学性”或“大文学性”阅读体系,它必须在面对新时代文学创作实践时具有高效的解释力,而且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中具有多元审美包容性,以期最终形成一种中国学派意义上的“文学性”研究范式。

20世纪中国文学从历史化到个人化的人性空间

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在８０年代以前，任何敏感的人性话语最早都与突出的社会问题相关，个人化人性书写同样是由社会问题、现实人性变化迁移出来的。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个人化人性书写最早在“五·四”启蒙文学中初露端倪，思想启蒙同时包含着集体价值和个人价值，这使个人价值...

探寻现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化”阐释学——论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趋势

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在“新时代”的问题意识之下出现了新的研究动态,“历史化”成为学界倡导的口号。然而对于如何实践,却有不同理解和路径。从贺桂梅等一些学者的近期研究来看,当前形成了三个研究热点的成果及其方法论意识:对1940—197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和文化的再解读、对1980年代文学的新探索、对21世纪以来文化现象的新阐释。而这种研究贯穿始终的是新的“建立中国(文化与政治)主体性”的意识,伴随着这种主体性建构自觉的是“认知中国”的清醒努力。在方法论上,这种文学分析和文化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化”原则所要求的“反思性”和“总体性”为指导,来探寻新时代中国主体性建构的历史/政治阐释学实践,也是一场新一轮“重写文学史”的范式革新。为此所提出的“打开中国视野”“书写中国气派”的新思路、新论断,展现了新时代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努力。这种在自觉的新研究方法指导下的领域重构,反映了当下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趋势。

重审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

在百年发展的历程中,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具有同源、同质与同向性。两者同属新文学所开创的“人学”系统,因而具备先天性的一体化关联。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受到现当代文学的话语支持和方法引领,但并未丧失主体性。两者的一体化扩充了百年新文学的深层结构,彰显了其现代化与民族性的精神品格。对概念及关系的认定是进行一体化研究的逻辑起点。在历史化的动态语境中厘清两种文学互通的关节与资源,界分与融通是实现其一体化研究的重要步骤。要修正一体化的缺失和弊端,有必要强化各自的主体性意识,补全一体化与主体性的学理逻辑,从而发挥其系统的生产功能,为百年中国文学的整体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方案。

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

当代文学已有六十年的历史,它的"历史化"应该被提上日程。但是,这种"历史化"也应该避免将当代文学史研究再次"批评化"、警觉认同式研究而强调有距离和有分寸的研究,应该审视本质论的历史叙述而提倡讨论式的研究。当然,由于当代文学历史语境的复杂性,这种"历史化"问题的讨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项长时期的研究任务。

历史化与经典化: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走过了60余年的风风雨雨,经过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它始终与民族的复兴、社会的变迁以及生活的感受联系在一起。如何评价当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则需要重构当代文学观念,反思现代性和文学性的评价标准,坚持历史化与经典化相统一的原则,特别是需要明晰社会主义文学与当代文学、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复杂关系,确立作为文学资源的当代文学理念,由此承担文学传统的历史使命,发挥文学经典化的导向作用。

当代文学历史化的有益尝试——论《东吴学术》“年谱研究”的意义

"年谱"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以其"述而不作"的体例,显示出最接近于"史"的品质,因而有可能成为当代文学历史化的一种有效方式。《东吴学术》自其创刊以来便一直用力于此,2012年始设"学术年谱专栏",迄今仅短短2年间已刊出"年谱"类研究文章19篇。《东吴学术》如此看重"年谱"研究,无疑及时呼应了当下"中国当代文学吁求历史化"这一学术潮流,因此遂成期刊研究之格外令人瞩目的独特景观。

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学科意义及其与外部社会的结构关系

"历史化"是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带有反思和盘点性质的一项历史重构活动。它在近些年的提出及其实践,主要是将变动无常而又繁杂无比的文学历史暂时固定住,在此基础上开展对它较为客观和具有历史感的研究,可称为利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历史稳定"工作。从内外关系角度考察,"历史化"还与当代中国密切相关,成为当代中国的一种文学表达。在这里,当代文学重构什么、怎样重构,都与具体的历史语境息息相关。当然,当代历史语境是动态的,它有一个时过境迁的问题,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对其"结构关系"的探讨,需要突破恒定和锁闭的思路,将其纳入特定的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

当代中国文化生产和传播中的“去历史化”倾向及成因

分析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现状及当代中国文化生产"去历史化"的成因。以文化的定义,文化和历史的关系为切入点,论述当代中国文化生产和传播中的"去历史化"倾向,指出文化生产的商品化,文化人的隐性商人身份,文化人的自恋主义心理及解构主义的影响是造成这种倾向的根本原因。

当代文艺学的“历史化”转向与创新

20世纪初至60年代,西方学术界兴起了一股去历史化、反历史化的思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也呈现出倾向形式主义发展的轨迹。如何重新回归历史主义,恢复历史主义的生命力,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条是返回传统的保守主义,即以历史的必然性、线性发展的因果式机械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单一政治决定论为基础的历史方法;另一条则是以当代意识对历史化再创造。美国著名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立场、开放的学术视野、敏锐的当代意识和广博的知识涵养,开创并建构了一种新的辩证的历史主义方法。其特征一是将历史化作为元批评、作为文学研究的新的历史主义原则;二是建构具有当代意识和开放意识的历史主义方法;三是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不取代其他方法成为独为一尊的方法”,与各种阐释方法并置、竞争,消解它们的反历史主义的主张,保存它们的“区域合法性”,显示出自己的包容性和优越性。

略论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弘扬践行的实效路径——基于儒家伦理普及教化历史经验的视角

作为植根于浙江的历史、体现于浙江的现状、引领着浙江未来发展并区别于其他省份的灵魂和“精神名片”，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中正式提出以“务实、守信、崇学、向善”为内涵的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马克思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作为宋明儒学发展最繁荣的区域之一，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与儒家伦理经千年而不衰的精髓在思想底蕴上存在契合性：

历史化的意义及其可能——“当代文学历史化”学术思潮述论

'当代文学历史化'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这种'历史化'追求一种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希望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分析作家作品的'审美''艺术''文学性'问题,把握其文学史意义。其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关键在于当代文学研究学科性、时间性、当代性的争议。在研究过程中,这些问题都可以予以解决。在'历史化'的具体推进上,可以先从基础性的史料入手,整理编纂作家作品集、史料性丛书,继续开展当代文学制度研究。

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转向

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转向是文学发展的外部因素和内部规律等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历史化"转向以"后现代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具有独特的"历史化"的操作方式,以"解构"的态度反对以往的主流文学史观。"历史化"转向促进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发展,推动了当代文学学科的知识建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初选”与“重评”:当代文学批评的两种路向——兼谈批评的“历史化”问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受诸多因素影响,当代文学批评出现了“结构性变化”。为了对以往过于执迷的主观化理路进行反思,有效地提升其质量,有必要提出批评的历史化问题。当代文学批评,主要有“新人新作初选”和“经典作家作品重评”两种路向。前者,借助文学史压抑机制对作家作品进行筛选,由此构成批评历史化的第一道环节,当下需要正视的不仅是数量上的浩瀚存在,更突出的是文体形式内容丰富复杂已远超我们习见的观念认知。后者,作为历史化的第二道环节,就代际角度考量,当务之急是启动五代作家中的前两代,当然在经典重评实践时,将不可避免地涉及批评的实践主体和语境化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