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裁丰富多样:民族文化创造力的展现——中国历史编纂学优良传统之四

我国传统史书体裁丰富多样,且各种体裁都相继产生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名著,这是民族文化伟大创造力在历史编纂领域的体现。对此,不能只停留在目录学分类形式上来理解,而应重视分析其蕴涵的史学价值。史书体裁的选择,是同史家的历史见识、学术视野、价值追求密切相关的;而且同一体裁也非一成不变,而是因时制宜、不断加进新内容。对于以下三项尤应作深入探讨:一,多样体裁反映出史家从不同视角反映历史;二,体裁发展的动力源于史家的创造精神;三,重新审视典制体、学案体、纲目体的发展和价值。

论古代史家的信史追求

秉笔直书,著史要符合"实录"的要求,为此百折不挠、惨淡经营,誓必撰写成信史留传后世,这是中国史学一个突出的优良传统。孔子"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主张和实践影响深远,被历代学者奉为圭臬。先秦史官董狐、南史不惜付出性命也要据实直书的精神一直激励后人。从司马迁、班固以下至司马光、全祖望以及乾嘉考证名家王鸣盛等人,历代优秀史家无不以撰成"实录"式著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同时,又有刘知幾、柳宗元、吴缜等在理论上进行精辟的阐释。我们应坚持科学的态度,大力表彰古代史家自觉追求信史的崇高精神,同时对于曲笔、讳饰的错误做法要坚决加以剔除。

“名山事业”:史家强烈的使命意识

古代史家怀着强烈的使命感著史,是中国先民历史意识高度发达的突出体现。司马迁著《史记》以＂通古今之变＂;杜佑为寻找＂匡拯之方＂而著成《通典》;司马光以＂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作为主编《资治通鉴》的宗旨;班固父子、李延寿父子等两代人呕心沥血著史;近代史家魏源等人满怀爱国义愤,把著史与御侮图强事业结合起来：这一切无不为推进中国史学的高度发达和丰富中华文化优良传统作出重要建树,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精神遗产,值得我们深入发掘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