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认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规定性

中国现代化之所以与其他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不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具有自身的历史规定性。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规定性表现为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和历史发展趋势,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置身事外,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历史的必然,但同时中国现代化又是在“东方从属于西方”这一大的历史境遇中起步和推进的;表现为中国现代化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共产党所建立起来的本质联系;表现为中国现代化是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现代化,所走的道路和所呈现的样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科学认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规定性,对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道路选择、本质特征、发展方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分配正义的历史规定性

分配正义的历史规定性是指"历史"对于"分配正义"的"规定性"﹑"生成性"﹑"决定性"意义。既包含着对"历史是什么"的本体认识对于"分配正义"认识的"规定性"意义,也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方法论对于"分配正义"认识的"规定性"意义,且对"历史是什么"的本体认识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因此要从本体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角度去论证"历史"对于"分配正义"的"规定性"。唯有此,才能在"分配正义"的认识上,避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才能驳斥马克思与正义关系上的"拒斥"论,才能真正认识"分配正义"在马克思理论里面的本真状态。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规定和时代规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葩,其创新之处饱含博大丰富的历史规定和时代规定,即: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体系下赋予新的特质和形式: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达到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以人为本的市场经济。

论新诗艺术的历史规定性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艺术,新诗的历史规定性决定了自身的审美特征和发展方向。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背景,使新诗成为创新的艺术;新文学运动的美学精神,使新诗成为求实的艺术。这种具有时代性的约束机制,导致了新诗发展过程中功能性追求的结构化倾向:理性引导感性,内容决定形式,富于崇高感。

论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现实历史规定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历来被认为是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普遍性规律。然而,笔者对历史实践的久久思考与反复求索,深以为它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可能很难被人们接受。有兴趣者,不妨静观笔者的论辩,也许您会赞同本文的某些“东西”。当然,欢迎对本文的尖锐质疑。真理何惧论辩。

作曲技术法则的历史规定性

作曲是完成音乐内容的一种创作,而作曲技术法则则是在从事音乐创作过程中逐步形成或者完善的一些理论基础。美国音乐家盖丘斯在其《音乐的构成》一书中提到了"自然法则"。他说:不能忽视宇宙间永恒的法则。那么,作曲技术是否也存在法则,作曲技术法则又究竟代表着什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

论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历史规定性

中国启蒙运动发生的“特定时刻”规定了名为思想启蒙的运动实则以明确的政治目标为指向。启蒙虽以近世西学为价值依凭,但繁杂的任务则驱使思想家们必须复兴固有的文化资源,从而使看上去是反传统的思想运动具有了固守传统的色彩。启蒙原本是由知识精英发起的意在向普通大众施以教化的运动,但基于“观念图像事件”而阐释的“新民”说则从一开始就将启蒙的主客体模糊起来,当影响人们角色认定的某些新因素出现时,既有的格局便不可避免地被打乱了。

马克思关于个人历史性规定与“三形态”关系探析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研究历史与世界历史问题时,提出了个人历史性生存的三种状态,即"狭隘的地域性个人","偶然的个人"与"有个性的个人",这个思想与马克思后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来的"人的发展"的三种社会形态之间既有内在联系,也有其差异性。其联系主要表现在人的生存与发展都必须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都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序列。其区别主要表现在两者的指称对象与理论视域及论证的目的等方面,总体而言,两者是互相印证、互为补充的。

作曲技术法则的历史规定性

一楔子偶然间，翻开从图书馆借来只供教师阅览的《诺顿音乐史谱例》一书，我惊异地发现，在几首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乐派大师创作的经文歌、弥撒曲下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注释。这分明是１７世纪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功能和声体系的现代标记，怎么可以张冠李戴于２００...

论艺术典型的历史规定性

前一阶段,刘再复同志提出了他的“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这种理论把对典型本质的讨论,从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转移到分析典型性格的内在结构和心理机制的方面来,确给人以一定的启发。特别是对那种因果线性的考察艺术典型的方式,是一个有力的冲击。但是,这种理论也存在着极为明显的纰缪,这就是在立论基础上的非历史性和理论推演上的宽泛随意性。而且,从这种理论已经或正在对某些作家的艺术典型创造所产生的影响看,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目前在艺术典型创造上的一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即我们的艺术创作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时代审美理想的统摄作用,如何把握社会主义艺术典型的基本性质。本文拟从艺术典型历史形态演变的角度,通过对艺术典型独特的历史规定性的论述,谈谈与“二重组合原理”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关于“强奸”表述的历史文化蕴涵

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关于"强奸"的表述虽有不少,但过去很少有人对此问题做过较为细致的梳理和探究。文章通过分析此类表述的一些个案,试图从历史成因、作家性别、民族心态、社会转型四个角度揭示此类文学表述者的姿态及其背后的缘由,从而彰显其内在的文化心理和历史脉络。

人与历史的悲歌──浅说《曾国藩》

人与历史的悲歌──浅说《曾国藩》林为进历史小说以其特殊的魅力，多年来一直拥有相对稳定的读者群，虽然没有产生过《废都》式的轰动，可也没有遭受过十分明显的冷落。或许正是这种最适宜文学创作正常发展的氛围，使得历史小说较之其他种类的小说，如社会问题小说、道德...

抽象劳动的统治--论普殊同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再阐释

普殊同认为,劳动概念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概念,与马克思的其他范畴一样,具有社会存在和历史规定性。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核心范畴是抽象劳动,这一范畴表达了资本主义劳动具有的社会中介性功能,这一中介建构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一个准客观的社会领域,并以此实现了对社会的抽象性统治。普殊同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独特阐释,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整体性,但也在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及其社会统治方面引发了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

人民性：从汉语的角度看

关于"人民性"的探讨最近又出现在文学批评界。把"人民性"定义为民族文化精神、劳动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或者公民性,都不符合"人民性"一词的本意。从汉语词源的层面看,复合词"人民性"表明了人的先验类属性和历史规定性之间的一种结构性关联。具有人民性的文学,即是那种表现了人的"人性"和"民性"之间复杂关系的文学。

马克思经济学分工理论的一个基本视角

马克思经济学分工理论的独特品格在于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视角。基于这一视角,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了社会分工与工厂组织内分工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历史规定性的差异——而不仅仅是指出这两种分工有区别或在空间存在形式的差别;他系统地揭示了现代分工的"双刃剑"作用,特别是其中分工矛盾对抗性的一面。尽管马克思的分工理论的个别结论有其历史的局限,但其关于分工中的历史规定性与分工"双刃剑"作用的观点至今仍是我们考察分工问题的重要思想武器。

“文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笔谈

多民族文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问题刘大先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或者“多民族文学”作为学术体系、学科建构及话语生成,与国家文化领导权的实施与规划密不可分,它本身就构成了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对其进行“纯学术”的切割——事实上可能根本不存在游离于现实政治与生活的“纯学术”,甚至“价值无涉”的自然科学也难以摆脱特定情境的历史规定性。那么,在这种学术、学科与话语的自觉中,就必然会涉及多民族文学与整体性中国文学、族群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国梦:真善美的统一

中国梦是探索真、寻求善、实现美的过程,是选择中国发展道路、寻求中国发展的价值规定、融二者为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统一。真善美的统一具有历史规定性,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亦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