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本中心主义到历史语境主义:语境、概念与修辞

历史语境主义是当代西方学术界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一个新范式。它站在文本中心主义(历史观念史学派与政治哲学史学派)的对立面,认为人类并不存在所谓"永恒不变的思想主题",人类的一切思想都只不过是"对具体历史问题的回应";并以此为逻辑起点,主张为了理解不同思想家的思想,必须要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寻找答案;而要在历史语境中寻找答案,就必须选择分析"概念"而不是分析"观念"的方法。

从哲学中拯救历史——论昆廷·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

剑桥学派领军人物昆廷·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的兴起,一方面来自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历史方法的继承,具体地说是受到柯林武德、彼得·拉斯莱特、波考克和邓恩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来自对传统思想史研究中哲学研究法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法以及英国传统历史研究中实证主义方法存在问题的批判。历史语境主义的主要特点有两个:由哲学阐释转向历史解读和由只关注经典文本转向关注经典产生的语境。历史语境主义存在的缺陷主要是方法自身存在缺乏超越性的问题以及方法导致的看不到政治思想连续性的问题。

在历史语境主义中开拓概念史的研究——读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内,以英国历史学家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居主流地位。他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将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和不断完善视为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这种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大大向前推进了"历史语境主义"的内涵和外延。斯金纳将历史语境主义、概念史、修辞学三者通恰相融,不仅推进了"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而且最终由此成为一位学术大师。

论剑桥学派对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变革——以斯金纳历史语境主义为例

历史主义和文本中心主义是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虽然这些传统研究方法在很多层面上行之有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困境;对此,剑桥学派对传统研究方法提出了系统性的批评,其中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最具代表性,而且该方法论确实也为思想史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不过,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研究方法自身也存在语境本身的有效性和价值性问题,同时也忽视了文本产生之后所具有的独立性问题,并且专断地排除了其他可能可行的研究方法,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者质疑与思考。

昆廷·斯金纳历史语境主义——与新历史主义语境理论的对比

在政治思想史方法论的研究中,对于经典文本的考察是一项极其基本和重要的任务.用怎样的研究方法才能准确地理解和真实地还原经典文本的真实的意图始终困扰着研究思想史的人们.本文通过对昆汀·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历史语境主义与新历史主义语境内容的分析,来对二者进行对比.通过比较得出对文本的考察应将多种方法加以运用.

历史语境主义地理学编史思想述要——以罗伯特·梅休地理学史研究为例

以英国地理学史家罗伯特·梅休为代表的历史语境主义地理学编史方法对于消解当前地理学史中的"辉格"史倾向,尤其是中国地理学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历史语境主义地理学编史方法思想来源于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强调地理学本身发展的地方性、时代性,主张近代地理学史的研究不应是与现代地理学有着直线进化关系的"本质主义"、"实证主义"及其"辉格"倾向,而应是非体制化学术事业的、渗透着(西方)商业文化和人文主义教育的知识形态。历史语境主义对于地理学史研究的启示在于:应在公正性和对称性原则基础上,将地理学史视为不同地方、不同时代的地理学知识形态史,保持不同知识形态的地理学纳入叙事框架的合法性,避免强纲领叙事模式;同时应承认地理学史研究的相对性和建构性,在非强制性原则下建构的"进步"地理学史是可以接受的。

昆廷·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探讨

剑桥学派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摒弃了思想史研究的传统理论与方法，系统地提出了“历史语境主义”。斯金纳以前的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历史语境问题，他们的著作和观点对斯金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些前辈学者不断探索的基础上。斯金纳作出了自己的思考，明确表述了自己的“历史语境主义”理论。他倡导采用历史的方法研究政治思想史，把注意力从只关注经典文本转移到语境．主张在历史的语境中考察思想家的思想。在他看来，对一般的社会和政治语境的分析，是思想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翻译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语境主义诠释——以《反杜林论》吴亮平译本为中心

思想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属性之一,主要载体是思想文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而吴亮平的《反杜林论》首部中文全译本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毛泽东因此称吴亮平“其功不在禹之下”。吴亮平译本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存在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传播逻辑。将翻译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纳入思想史的历史语境主义,借鉴概念史和修辞学的基本方法,可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轫于翻译之际,吴亮平译本显著区隔于翻译学意义之“译本”,具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思想文本的特质,从而对翻译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关联给出更完整的诠释。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的历史语境主义研究拓展了翻译史研究的视野,为探索翻译的根本问题提供了跨学科的范式。

历史语境主义视角下的“国家理性”话语分析

'国家理性'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是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关键术语,它的出现标志着西方现代政治的开端。本文将从历史语境主义的视角对这一概念进行梳理。

德性与情境:从互斥走向融合——情境主义的美德伦理学批判及麦金泰尔的回应

情境论在道德哲学领域逐渐发展出两条清晰的线索,其一是源发于社会心理学实证研究的情境主义思潮;其二是麦金泰尔复兴美德伦理学时所采取的历史语境主义立场。这两种视角在对德性与情境关系的看法上是截然对立的,情境主义依托社会心理学实验,将理论聚焦于影响行为的情境因素,它通过否认德性的实在性对传统美德伦理学发起了严峻的挑战;而麦金泰尔则借助历史语境主义试图将德性与情境融合在一起,从而希冀把美德思想和德性实践从衰微和没落中挽救出来。

从政治表达自由到个人表达自由——对密尔父子表达自由思想的语境主义分析

文章认为,从约翰·弥尔顿的基督徒的出版自由到约翰·密尔的个人表达自由之间,有詹姆斯·密尔政治表达自由的过渡。这样,从基督徒的"真理探讨"自由到公民的政治表达自由,再到个人自由,整个自由主义的表达链环才前后有序地衔接起来。文章用历史语境主义的方法,分析了密尔父子俩不同取向的表达自由思想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论证了这一衔接产生的必然性,并指出詹姆斯重在对政治表达自由进行申辩,对当时的英国的宪政进程有一定的影响,而约翰强调思想讨论自由及个性自由发展,对整个人类社会更加具有深远影响,更可能具有永久价值。

麦克乐体育思想研究——兼论中国体育思想史方法的反思与革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近代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互鉴,麦克乐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运用体育思想史及体育社会史的理论方法,对麦克乐的体育文本进行史料梳理、逻辑思辨以及历史分析。研究认为,麦克乐的体育思想主要体现在"身体体育化"及"君子体育观"两个层面;通过思想看见社会是体育思想史与体育社会史沟通的桥梁;史观多元化、语境在场化及方法微观化是对传统中国体育思想史方法论的反思与革新。旨在以麦克乐的体育思想为载体,总结更具解释力的中国体育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

历史语境下的1828年《耶鲁报告》重审

《耶鲁报告》是美国教育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献之一,引起无数的评论和解读。回归具体的历史语境和《耶鲁报告》的文本来考察,《耶鲁报告》是由耶鲁学院发展的内在需要所引发的内省式反思的产物,它既是耶鲁学院对自身宗教使命和办学宗旨的重新确认,也是对学院现状的经验总结和未来发展路径的思考和规划。《耶鲁报告》的产生,再次彰显了耶鲁学院在美国宗教复兴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和宗教使命,其对古典语言教育的捍卫,根本上是对传统学院的宗旨目标和道德理想的坚守。耶鲁学院对于学院教育目的和价值的定位、学院声誉的维护、运行经费的保障、学院课程的设置、管理和训导学生的方式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都经由《耶鲁报告》表达出来,它凸显了耶鲁学院的管理理念和治理智慧。可以说,《耶鲁报告》反映了耶鲁学院既坚守传统使命,又服务现世的学院立场和现实主义发展路径,在事实上记录了自独立战争到19世纪初美国学院发展的探索历程和分散自主、多元竞争的独特"美国式"高等教育体系形成的初期状态。

对文学批评范式转换的反思——兼议《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

20世纪以降的西方文学批评总体上经历了从社会历史批评到文本批评再到当下文化分析这一范式轮回的过程。新近问世的《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摆脱具体流派和文论家观点的纠缠,从“战略的”高度回顾了20世纪以来西方英语世界文学批评的范式转换,重点剖析了新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主义/语境主义文学批评范式的特点及由来,审慎地呼吁回归旨在培养读者审美能力和加强其主体性的批评范式,并大胆地预测了文学批评的未来走向。在评析该著的观点和研究方法,论述20世纪以来文学批评范式转换的基础上,分析指出,文学批评应该综合考虑文本内外多重因素,但必须从文本出发并回到文本。

中国古代新闻事业周代起源说的观念史考察

晚清民国时期,《春秋》是否是报纸被反复讨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新闻事业起源于周代的历史观念。在这个历史观念演化历程中,一个关键的嫁接点就是王安石关于《春秋》是“断烂朝报”的说法。从王安石的观点引申出《春秋》是报纸的说法,并非时人的历史“误置”,而是一种刻意的历史“嫁接”。这种“嫁接”的背后,蕴含了晚清民国时期国人追寻近代新闻事业合法性、现代性和神圣性的诉求。中国古代新闻事业的周代起源观念是比附现代新闻事业而产生的,这种比附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其背后却自有存在之物,并为以现代理论语境照射古代中国的政治传播问题打开了一扇窗口。

文学研究还有未来吗?——被糟蹋的方法的象征

耶鲁大学英语教授诺斯的《文学批评的简要政治史》公开表达了对文学批评走向的困惑。其基本问题是文学研究如何逐渐偏离“学院派美学教育项目”,转而拥抱他所说的“历史主义/语境化范式”。在历史主义/语境化范式支配下,文学研究已经变成学习政治史和经济史的另一种手段,文学学者首先自认为是学者而非批评家。不是为了自己做实用批评,文学研究者试图解释从前几代人是如何做时代的文学和文化批评。诺斯指出文学研究遵循了英美世界同样的政治和文化演变趋势。在诺斯看来,贬低美学并用大数据、知识生产和其他宏大的文化评估模式取而代之,这不过是跟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而已。诺斯的左派立场忽略了兰德尔·贾雷尔等实用批评家,这让人有理由怀疑其文学批评史是否真的具有开放性。作者认为机构性重点的变化要比方法或范式上的另外一场革命更具紧迫性。提供杜威式的妙方如“教育全面发展的人”、“以解决问题为基础的学习”和“玩中学”的进步公立教育或许是解决文学教育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