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衡派的历史错位——反现代性

学衡派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上提出了他们“道德救国”的主张,这个主张一方面来自于他们对中国现实的思考,另一方面也与他们所受到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影响有关。他们所主张学习、保存的“中西文明”,大多是前现代思想,在实际的应用中就变成一种反现代性思想。这就与中国现实社会强烈要求发展现代性形成了一种历史的错位。这是包括学衡派在内的大多数文化保守主义长期被冷落的根本原因。

合理性与历史错位:试论抗战前的新生活运动(1934—1937)

抗战前的新生活运动在唤醒民族意识、为抗战作准备、提高国民素质、改良社会风气以及规范国民生活等方面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它回避抗战问题,提出的目标脱离当时中国的实际,而且领导及施行者言行不一。这些又使得新生活运动在历史环境、理论、领导及施行者等方面存在错位现象。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东西文化的历史错位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都是在悲剧界极具代表性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从创作基点来看,莎士比亚的作品能够反映社会现实以及人文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而汤显祖的作品则体现着三教合一的思想。从作品侧重点来看,莎士比亚的作品注重揭露社会现实,而汤显祖则侧重对于宇宙、人生的思考。两位作家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代表,各有千秋,是文化发展的宝贵财富。

钟嵘《诗品》四误辨说(上)

钟嵘《诗品》四误是历史的必然,坚持唯物辩证法,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诗品》评李陵为汉初五言之始,而排斥苏武。枚乘《杂诗》为汉初五言的真正起点,而非苏、李之制。枚乘、蔡邕五言八首俱在《文选.古诗十九首》中,没枚乘、蔡邕名氏。“疑古”和“拟古”是六朝共生的文化形态。陆机“拟古”十二首,有八首为枚乘、蔡邕五言,统称为“古”,为《文选.古诗十九首》没作者名氏开创了不良先例。蔡邕、文姬父女在史咏领域为构建长城文化之始。中国的现代派妄批长城,是一大社会公害。谢灵运生旬日而“谢玄亡”,应是“谢玄稚子亡”。释宝月窃柴廓《行路难》诗,柴廓子欲讼此事,释宝月厚赂止之。《诗品》题柴廓诗为释宝月作,是历史的错位。

命运深处的痛——《风中芦苇》的一种解读

命运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终生相随的自足体,也不是俄狄浦斯必将杀父娶母的一维模式。它如同作不同形状的水,处高山峭壁,它飞速奔泻;处平原旷野,它缓缓滑行。命运实际上是人与自身、人与外界二元对立统一的一种关系。在不同的个体(群体)或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因而命运的色彩不同。个体(群体)试图改变既定的某种关系,会因个体(群体)能力的限制或历史错位造成的惯性的裹挟,产生巨大的失败感或悲剧感,从而坚定人自身存在的价值。读欧阳北方的《风中的芦苇》(《长城》2002年第2期)

清醒与茫然:知识分子与农民表现主体的双重思想困境

阶级斗争人生哲学的迅速崛起与全面普及,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必然结果;而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去对国人进行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启蒙者,无疑又是率先自我思想革命化了的知识分子社会阶层。从“五四”时期所倡导的西方现代人文精神的文化启蒙,一直到“左联”时期所倡导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思想启蒙,知识分子作家群体几乎都是以其时代引路人的社会精英身份,牢牢掌握着他们主宰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绝对话语权。但是,随着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运动的逐渐走向深入,知识分子与平民大众之间的社会关系却发生了根本性的位置变异:原先的思想启蒙者(知识分子群体)变成了被启蒙者,而被启蒙者(平民大众群体)则变成了启蒙者。这种社会角色的历史互换现象,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运行过程,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内在影响。

历史大错位中的文化价值重建

在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如下的历史性错位:19世纪下半叶,当中国开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时,西方国家已经产生了批判资本主义的强大的社会主义思潮;20世纪60、70年代,当中国下决心追求现代化时,西方国家又出现了批判现代化价值体系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国将如何重建文化价值体系?我们认为,当代中国应该走"修正了的现代化"的道路:一方面,坚持追求现代化的立场;另一方面,借鉴前现代和后现代理论中合理的文化价值元素,从而走出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来。

评“主体间性美学”——兼答杨春时先生

把后实践美学命名为“主体间性美学”而把实践美学称为“主体性美学”,并且把前者作为对后者的超越,这种做法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炒作行为,并不是历史的必然。首先,它是历史叙事的错位,把与时俱进的实践美学定格在近代启蒙主义的“主体性美学”范畴,却把后实践美学强行规定为现代的“主体间性美学”,歪曲了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的历史;其次,它是哲学观念的扭曲,把“主体间性”任意扩展到一切领域,使整个世界的一切存在物都成为了“主体”,实际上就没有了主体,更谈不上“主体间性”,结果只能是造成人类思想的一片混乱;再次,它是美学理论的倒退,在把一切都主体化的混乱之中,用“主体间性”使一切旧的唯心主义的美学概念都合法化起来,以凑合成所谓的“后实践美学”的“主体间性美学”。

毛泽东与湘南起义

湘南起义是中共武装斗争史上一次颇具影响力的重大武装起义,是在毛泽东同志的策划、布署、指导下发生的,又是在他亲自参与、领导下胜利完成伟大战略转移的。湘南起义由南昌起义军余部1000余人重举义旗,最终壮大到一万余人上井冈山,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众多早期武装起义中唯一一次胜利的起义,它为开辟井冈山红色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没有湘南起义就没有井冈山割据的辉煌,但由于下湘南是毛泽东一生的痛,毛泽东从来就"不提及"湘南起义,由此,使得一次完全应与三大起义媲美的革命事件被排斥到"其他武装起义"行列中,甚至被当作"南昌起义"的尾声一笔带过。这是对历史的不公。

格萨尔王生活年代探析

格萨尔史诗中的格萨尔王生活在我国历史上的哪个阶段,一直颇受学界争议,代表性的理论假设包括先秦说、唐代说、宋代说等,也有一种放弃探寻其生活时代的综合历史人物典型形象说。从格萨尔史诗是原发于岭部落的口传族群身份文化这一点考虑,通过探寻岭部落的历史,可追溯到金沙江上游和黄河源一带,出自穆布董氏的岭部落兴起于公元6世纪。据《旧唐书·吐蕃史》和《贤者喜宴》记载,结合我国古代地图文献,加之对史诗叙事细节的综合分析,推断岭部落的格萨尔王生活在南北朝时期,格萨尔史诗也在南北朝时期开始传唱。由于吐蕃王朝崛起,岭部落分化瓦解,格萨尔史诗被淹没在吐蕃王朝的阴影里。直到宋代时,随着岭部落的复兴,格萨尔史诗的说唱再度兴起。但是,明朝后期,德格土司势力在岭地不断扩张,逐渐取代岭葱家族,史诗的说唱受到限制。因此,格萨尔史诗的传承经历了两次“波折”。这是史诗叙事中有较多历史错位的原因。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错位及其出路

文化现代化是二十世纪的世界潮流。今天认识传统文化,必须有一个思维视角的转换,从西方框架中跳出来,从我国的实际变化以及世界背景和格局的总特点出发,走文化民主的道路。我国文化最重大、最醒目的变化莫过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相结合,这一历史进步使中国社会跃入到现代社会,然而又形成我国文化运动中的怪圈:传统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是与近代资本主义对立的,资本主义文明是对农业文明的一种历史否定,而马克思主义文明的实质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弊病的否定。在中国,这两种质上不同的否定奇异地结合起来,形成历史的错位。承认历史的错位,变错位为正位,这便是我们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