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文明面的三重内涵及其历史限度——基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考察

资本具有巨大的文明作用,这种文明作用表现为“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但是,资本文明以“悖论”的方式展开,在推动文明进步的同时带来种种文明病症。资本文明悖论源自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即价值增殖,换言之,源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背景下,重提资本文明面及其历史限度,有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有助于在重视资本、利用资本、驾驭资本、扬弃资本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论需要的历史限度与财富人本向度的确立

一定历史阶段上人们的物质需要总是具有一定的历史限度,自然界用以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支撑也有一定的自然边界,资本逻辑下社会生产无限扩大的内在驱动既不必要也很危险。财富本质上是“为人的”存在,从根本上来说是用来满足人们的需要,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具体体现,但随着人类财富生产实践的历史发展,人类的财富观念从使用价值财富观演变到货币财富观,财富生产活动从追求满足需要的物质财富转化为追求控制财富的社会经济权力,从商品拜物教到货币拜物教再到资本拜物教,财富幻化为“非人的”存在。正确认识需要的历史限度,确立财富的人本向度,是更好地推进新时代财富生产实践的现实需要。

资本逻辑的哲学性质与历史限度

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的深层理解,可以分为两大内容:早期的哲学—经济学思考赋予了资本逻辑的哲学性质,称之为资本逻辑Ⅰ;"资本论"时期展现出资本逻辑的经济学—哲学内容,称之为资本逻辑Ⅱ,两者统一于异化劳动的哲学性质,其本质就是人类实践。资本逻辑反映出资本主义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实践方式,会被无产阶级的物质生产内容所取代,具有历史性限度。

寻求自我历史限度的文化批判——从《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到《死火重温》

《死火重温》(1996)是继《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1988)之后汪晖又一篇重要的有关鲁迅和鲁迅研究的文章。本文试图探寻在这七年间汪晖从"目的"与"方式"间困境的自我反思开始,从对现代中国思想中心概念隐含的历史限度的分析到对鲁迅自我认同以至文化批判的侧重,其鲁迅研究意向的变化伴随着他对中国现代性问题及现代中国认同的思索,所有这些努力都为开拓鲁迅研究以至现代文化批判提供了历史可能性。

资本逻辑的哲学性质与历史限度

"资本逻辑"研究是学界一大热点,马克思本人并未提出这个概念,但他对资本逻辑作出了最为翔实的表述,为超越它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资本论》本身的历史境遇,导致了学界对其研究效果的误解,认为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的理论与方法是"过时的",这是因为他们对马克思批判本质的忽视,即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始终贯穿着一条"红线":资本逻辑的哲学性质就是异化劳动,其本质就是人类的感性实践;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还研究了资本逻辑的历史性与可替代性。

资本的历史限度——马克思对资本内在限度的揭示及其当代佐证

资本的历史限度是资本运动在历史上可能的空间及其边界,是资本乃至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它决定于资本内在的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马克思对资本内在限度的揭示在其资本主义批判中处于基础和中心的地位。这种揭示和批判是通过生产观、否定观和实践观三种路径来展开的,体现了马克思的总体性方法精髓。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一定意义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限度思想,但一些左翼学者却不同程度地背离了这种思想。尽管当代西方经济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但它对资本活动规律的认识仍然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的固有局限,反而在一定意义上佐证了马克思的观点。

市场经济自由的限度及制度调节——经济哲学的视野

市场经济方式所表征的自由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主要自由。各种市场主体具有独立自由的地位,并在统一平等的规则约束下进行自由竞争,这是市场经济自由的两个最重要的本质规定。市场经济自由存在着特定的历史限度:经济平等与社会整体发展是其共时性限度,历史存在的非永恒性是其历时性限度。因此,我们必须对市场经济自由进行制度调节,这就要坚持制度调节的人民群众整体的福祉优先的正义原则,对国有资源、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作出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安排,严格划定资本自由竞争的正当界限,建立把资本自由竞争的收益转化为有力促进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分配制度。显然,实行这样的制度调节,对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资本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内生机制探究——基于马克思《资本论》视角的历史哲学解读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遗产之精华在于,通过《资本论》及手稿揭示了资本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内生机制。资本是一面反映人类特定历史存在的镜子,它的内在否定性既是人类生存困境的折射,也是人类自由发展的辩证过程。资本的扬弃逻辑和人类的自我超越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度。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困境及中国因应之道

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制度载体。相关国家的实践表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具有整合民族国家的一般历史趋势,这一历史趋势的本质特征和内在逻辑是资本扩张。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拓展、实现资本扩张的历史过程中,呈现出内在的结构性矛盾。这一内在矛盾经过不同环节转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面临着历史限度。当前,资本主义面临的危机变局、进行的政策调整是这种历史限度的合乎逻辑的表现和结果。新自由主义困境为人类全球化的推进开辟了新的空间,世界体系将在加速调整中重塑。中国与世界相互依存,中国道路所取得的成就为透视新自由主义困境提供了镜鉴,中国方案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方向选择。

基督教为何能够进入中国现代文学

基督教没有成为传统文学的资源背景,但与现代中国却发生有制度的、知识的和审美的关联,在审美上又有实践与理论的分流,中国现代文学在反思传统的背景之下,从思想启蒙、情感体验和语言形式方面对基督教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和叙述。但在知识论上,基督教却没有成为现代中国美学的重要内容,而是在反叛和超越的前提之下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于是,有了理性的知识建构与感性的文学想象不同的言说路径,由此也表明中国现代美学与文学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基督教既创造了中国文学的审美世界,又留下了历史的意义限度。

伦理决策理论的时空背景及哲学底蕴

伦理决策就是要求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应主动考虑社会公认的伦理道德规范,使其决策理念、决策程序、发展目标、治理权限等符合伦理要求。正确处理好决策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在利益平衡中寻求其合理化目标,在内部关系、制度与责任三个纬度都能找到伦理决策的范式选择,同时,历史限度标准也给伦理决策实践提供了一个大的活动背景并表现出伦理决策特殊的精神气质。

乌托邦的革命——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评析

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不是一个内部严整统一的体系,在不同时代、不同学者身上呈现为不同的理论形态。他们从阶级意识、精神分析、文化艺术、日常生活等层面提出不同的革命策略,将意识觉醒的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艺术家、边缘群体和青年知识分子上升为新的革命主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发掘的革命带有典型的主观性、微观性、渐进性和非暴力的特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不过是反叛现实的一种人道诉求,其革命视角的伦理性而非实践性,革命方式的妥协性而非彻底性,革命主体的单薄性而非大众性,革命路径的空想性而非现实性,决定了其无力从根基处撼动资本主义大厦。

重新理解自然辩证法的革命性--兼驳关于自然辩证法革命性的质疑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的部分学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实证主义的叙事方法,是唯心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理论变奏,指责自然辩证法不具有革命性。这种误解的根源在于将自然辩证法局限为“自然界的辩证法”,忽视恩格斯强调的“自然科学的辩证法”及人的实践,从而陷入了人与自然界、自然界与社会历史二元论的逻辑窠臼。探寻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形态,阐明自然辩证法的现实性与历史性,揭示自然辩证法指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限度的革命旨归,是重新理解自然辩证法革命性的关键。

资本逻辑批判及其限度

以资本逻辑批判方式深化与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无疑是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最富有新意和最具有凝聚力的研究范式。资本逻辑批判之于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法性和历史限度问题,并未得到学者们的充分重视,而这本应该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前提性问题。

“中国方案”开启全球治理的新文明类型

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究竟立足于怎样的基础之上并因而具有怎样的性质?实际上,除非中国方案能够超越现代性本身,否则的话,中国的发展(或崛起)就不能不意味着争霸和争霸战争。而中国方案之客观地超越现代性的前提条件恰恰就在于,第一,正像一切历史事物一样,现代性本身——从而现代世界或现代文明,确切些说,资本主义世界或资本主义文明——是有其历史限度的,这样的限度正在我们眼前以各种方式显现出来。

灾难的社会性成因及其影响——基于唯物史观的考察

灾难作为人类社会无以规避的一面,理应被置于唯物史观视域加以哲学省思。从唯物史观看,灾难具有特定的关系意涵,任何灾难都是在具体的关系向度或关系共同体中生成和衍化的。考察灾难的社会性成因,其中经济性维度、政治性维度、观念性维度具有普遍的阐释意义,而面对当下频发的全球性“现代灾难”,则又需将资本性维度置于分析框架之中。灾难虽以极为深刻而特殊的方式影响着人类社会变迁和世界历史进程,但灾难终究只是历史合力中次要的、非主导性的力量,它无法改变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基本规律,其历史作用有内在的限度和边界。因此,既要充分考量又不能片面夸大灾难之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力。

论马克思对虚无主义的双重批判

虚无主义是现代社会的特殊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绕不开的时代命题。马克思从哲学批判的视角澄清了虚无主义的哲学性质,并通过经济学的科学分析论证了虚无主义的存在空间与历史限度,具体展示出虚无主义就是负载于资本逻辑之上的意识形态。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虚无主义批判并未简单停留于“超感性世界塌陷”的价值论否定或存在论批判,而是深入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现实,以破解虚无主义的发生机制,即消灭资本逻辑与超越虚无主义的辩证统一,从而全面反驳了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马克思是最大的虚无主义者”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