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下游南京“7.21”超历史高水位成因分析

2020年长江流域遭遇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次于1954年和1998年的流域性大洪水,下游南京站于7月21日出现超历史最高水位,较1954年和1998年的最高水位分别高出0.17 m和0.25 m,超警戒水位持续长达50天,防洪形势极为严峻。根据长江下游大通至徐六泾河段的水文观测资料,结合已有对于长江上游与中游洪水发展过程的研究成果,详细分析了南京“7.21”超历史高水位形成和消落的全过程,揭示了超历史高水位的主要原因。结果表明,流域强降雨过程、上中下游干支流频繁的洪水遭遇是南京站高水位形成的核心因素,下游潮水位偏高、城市排涝显著增强等对南京站高水位的形成也有一定促进作用,上中游水库群拦洪削峰是控制南京站未超保证水位的关键。

基于湖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关键问题的对策研究

河湖管理范围划界是生态文明建设需求、河湖长制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无堤防河湖划界相关水位确定、毗邻对象边界不清晰、管理范围与“三区三线”其他空间融合交叉等是划界工作顺利开展及划界成果是否科学合理的决定性因素。以典型地区、典型湖泊为例,利用资料收集、数据分析、图像比对、走访调研等手段,分析无堤防河湖占比、河湖特点、水文监测点布设情况,摸查无水文监测资料河湖的历史高水位及设计水位的推求方法,比对管理范围与三区三线交叉及重叠情况。结果显示:对于无堤防河湖,可采用已有相关规划或设计成果,无现有成果的采取经验公式及经验参数计算设计洪水从而推算设计洪水位,无水文监测资料的历史最高洪水位通过资料查阅、洪痕调查、群众走访等方法获取;毗邻对象边界按照当地已约定俗成的管理习惯或共用相对高级别河湖的管理范围线的原则划定;某地河流、湖泊管理范围涉及基本农田面积,在划界实施中基本农田部分面积未避让,典型湖泊的生态保护区与管理范围不吻合,河湖管理范围按照相对较大的生态保护区范围适当调整。划界水位的科学及可靠性是管理范围是否合理的控制性因素,采用现有成果、调查法、经验公式法等手段获取划界水位时,对现有成果进行充分分析论证、保证调查方法的规范科学、选取经验公式及经验值的合理可信是重要基础;毗邻对象边界确定属于管理范畴问题,遵循管理现状及规则是较好的解决途径;河湖管理范围与“三区三线”、城市规划控制线等区域空间有重叠或交叉时,可在不改变重叠部分范围用地类型及权属的情况下,通过制定用途管制规则进行范围管控,达到水资源安全、行洪安全、水生态安全的保护目标。这些关键问题的研究是科学划定河湖管理范围的根本前提,为社会发展提供资源保护、生态安全、可持续利用的基本保障。

江南运河洪涝分析及治理对策探讨

近年江南运河苏南段连续出现历史高水位,洪涝问题突出,成为流域防洪的重点,本文梳理了这一区段的治理过程,对治理方案、效益和影响进行了说明,对发生问题的原因从降雨特征、城市大包围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对治理的对策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