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厉而不严”到“严而不厉”:中国刑法结构的发展趋向

"严而不厉"和"厉而不严"是我国著名刑法学家储槐植教授在对世界各国罪刑配置深入比较的基础上,提出的两种刑法结构类型。前一结构更有利于实现刑法关于犯罪控制和人权保护的两大机能。刑法和刑事政策的转变表明,我国刑法结构正在由"厉而不严"向"严而不厉"这一更加科学的方向发展。

走向刑法的现代化

刑法现代化是一个宏观问题,涉及到刑法结构及其调整。刑法现代化应从"厉而不严"转向"严而不厉"。"不严"的问题有一元化而不是二元化的立法体制、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等。"厉"的问题在于有死刑、罪名都规定了监禁刑、罚金适用不多,决定刑罚体系是一个重刑体系。应当注意对法定刑的研究。

刑事政策视域下的行贿罪——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背景的思考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贿赂犯罪立法来看,相较于受贿罪,我国对行贿罪一直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但贿赂犯罪的治理成效不尽如人意。十八大以来,国家倡导加大反腐力度,严惩贿赂犯罪,尤其要从源头上惩治行贿。在此背景下,对行贿罪的刑事政策有必要进行检讨。2015年8月29日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罪的修订仍然遵循"厉而不严"的刑事政策,强调提高行贿罪的处罚力度,而忽视提高处罚几率。从行贿罪的本质和司法实践的角度看,对行贿罪的刑事政策应从"厉而不严"向"严而不厉"进行根本性的转变。为此,在立法上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即严密行贿罪的刑事法网,适当下调行贿罪的处罚力度。

我国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思考

面对日益猖獗的职务犯罪,我国当前采用的是"厉而不严"的刑事政策,表现为死刑规定存在立案标准低、刑法规制范围不严、法定刑幅度过大、罚金刑和资格刑缺失。这种刑事政策模式过分夸大了刑法及重刑对治理犯罪的作用,减损了犯罪的治理效果并且不具有惩治和预防犯罪的功能。因此,我国职务犯罪的刑事政策应由"厉而不严"转向"严而不厉":通过拓宽刑法规制范围、细化法定刑幅度、增设罚金刑、资格刑来实现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严";通过废除死刑、提高立案标准来实现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不厉"。

论在惩治贪污贿赂犯罪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文章首先检讨了我国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方面的刑事政策的缺失及弊病,即"厉而不严";并指出其几大症候——法网较为疏漏、刑种配置不合理和刑罚较为严厉等问题,继而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或改革措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彰显宽严相济主题的"严而不厉"的具体政策。

刑事政策视角下我国行贿罪立法重构的课堂教学探究

《刑法修正案九》加大了对行贿罪的处罚力度,体现在为其全面配置了罚金刑以及收紧从宽处罚情节等方面,课堂教学中需要明确我国行贿罪遵循的“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与我国现阶段“厉而不严”的趋势导向的差异,进而引领学生进行分析探究,细化到具体措施上,应当取消行贿罪构成要件中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规定、降低行贿罪的刑罚配置,以及放宽对于行贿罪从宽处罚的条件。

中国特色法治体系下的刑事立法谦抑性研究

西方国家“严而不厉”的结构模式使得刑法的处罚范围相当宽泛,在反思刑法万能主义的背景下,谦抑主义理念应运而生。刑法谦抑主义传入我国后,其与我国“厉而不严”的结构模式相当匹配,因而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实现了本土化。世界各国相继迈入刑事立法活跃化时代,我国不可盲目照搬西方模式,应立足本土法治环境,坚守谦抑主义走适度犯罪化道路,具体路径如下:刑事立法若将某种违法行为予以犯罪化,必须坚守谦抑主义“最后手段”的基本要求;刑事立法若因某种新型违法行为创设新罪,必须事先满足穷尽原则;刑事立法若创设新罪,应对构成要件作类型化描述,避免采用过于具体化的表述方式。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治理刑事政策的反思与重构

当下我国"厉而不严"的刑事政策模式过于注重提高刑罚在食品安全犯罪治理中的威慑作用,但却疏于严密法网及通过完善前置性的行政法规来堵截此类犯罪。简单的"重典治乱"并没有取得预想的刑事政策社会效果。要做到对食品安全犯罪的"零容忍",除了刑罚严厉,更要防微杜渐,保持法网严密。作为应对此类犯罪的刑事政策必然要做出应时和应势之变,重构我国食品安全犯罪治理的刑事政策体系。

实然与应然:我国腐败犯罪预防策略省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犯罪预防策略的基本特点是厉而不严,即刑罚严厉,而法网宽疏。这种刑法结构带来的不良后果是：抓得少,判得重;多数腐败犯罪分子逍遥法外。综观世界各清廉国家或地区腐败犯罪预防策略的基本特点是严而不厉,即刑罚轻缓,但法网严密。基于此,未来我国腐败犯罪预防策略应当走向严而不厉,即放宽犯罪构成,降低入罪门槛,严密刑事法网,同时降低刑罚的严厉性,废除死刑,实现刑罚的宽缓化。

我国刑事法网的基本现状及发展趋势——兼评积极主义刑法观

消极主义刑法观的缺陷并不当然意味着积极主义刑法观的合理性。后者仍然需要从正面完成自身的理论建构。积极主义刑法观预设了从"厉而不严"到"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变化趋势,但是这一理论预设不能成立。我国当今的刑法结构不能被简单概括为"厉而不严",发展方向也不能被简单描述为"严而不厉"。根据具体治理领域的不同,刑法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不仅当今我国存在"又严又厉""严而不厉""厉而不严""不严不厉"这四种刑法结构,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同样需要这四种刑法结构的分工配合,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与其在宏观、整体的层面展开积极主义刑法观与消极主义刑法观的争论,不如进入到具体细分领域,深入研究每一个具体领域中最合适的刑法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