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原住居民生态补偿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例

原住居民作为我国国家公园生态补偿政策的对象,他们的满意程度是衡量生态补偿政策的重要指标。基于刺激—机体—反应(SOR)模型理论,以居民的生计资本、政策信任作为刺激因素,将居民的政策认知作为有机体的状态,构建国家公园原住居民生态补偿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并结合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鹦哥岭片区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原住居民生态补偿政策满意度总体较高;生计资本、政策信任对生态补偿政策满意度具有重要预测作用,其中政策信任的作用尤为显著;政策认知在生计资本、政策信任对原住居民生态补偿政策满意度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根据研究结果,结合当前生态补偿工作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建议丰富原住居民的生计资本,优化配置生态补偿资源;规范基层组织运行,增强原住居民的政策信任;创新政策宣传方式,提高原住居民的政策知晓程度。

城市更新中原住居民的法律地位及权益实现机制

城市空间不仅具有物理空间所承载的财产价值,而且具有作为所有居民共同生活的社会空间价值。我国以存量更新为内容的可持续城市更新法律制度一方面应对物业权利人的财产权予以尊重,另一方面还应对更新区域内原住居民的生活环境权益和客观的历史文化进行保护。在现行城市更新法规中存在原住居民程序性地位低、实体性权利规划赋权不足等问题,应通过明确提前参与的时点、具体化参与制度、加强专家的咨询机制、法定化实体权利、增加城市更新项目分配的公平要素等方式来予以改善。

自然保护地内原住居民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既是贯彻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实践,又是我国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保护地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整合自然资源和维护生态系统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中,作为关键参与者的原住居民与自然保护地的建设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联性,本质是自然保护地的公益性和原住居民权利的私益性的产生的种种人地矛盾。在实践层面,由于缺乏法律上明确认定的身份主体导致原住居民所享有的一系列权利未得到充分落实诸如人地冲突、主体权责不对等。在学界理论层面,如何通过构建一系列制度实现原住居民的权利保障也展开了诸多讨论,但是面临着法律缺失,法规执行困难等问题导致如何保障原住居民权利存在很大的争议。探索自然保护地原住居民的权利保障为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提供实践需要,通过厘清原住居民的身份,并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建立自然保护地原住居民权利保障制度,完善自然保护地法律制度让原住居民权利有法可依全面落实对原住居民的生态补偿制度,缓解自然资源权属冲突,实现自然保护地共同治理,在满足自然保护地公益的基础上切实保护原住居民的合法权利。

甘肃省自然保护区内原住居民管理模式及对策建议

为优化甘肃省自然保护区内原住居民管理,解决与保护区的矛盾,经调研访谈,本文梳理出与原住居民生产生活相关的问题。结合法规,提出生态移民、社区共管模式,增强原住居民参与规划管理,拓展就业渠道,调整保护区区划,合理利用资源提升原住居民生计,确保生计安全与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

多元共治理念下国家公园原住居民权益保障的法律难题及破解

国家公园改革旨在对具有“强生态价值”和“空间完整性”的国土空间单元采取特殊管制要求,公园内原住居民权益,因该特殊管制要求受到减损和限制。原住居民权益“叠加”公共性管制,是国家公园改革的典型法律特点。一方面,原住居民对周边环境依赖性强,作为直接利益者与国家公园建设紧密相连,保有生产生活的各项财产性权益。另一方面,国家公园设立后形成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原住居民权益受到限制,导致不同主体利益存在冲突与失衡。《国家公园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政府主导、共同参与”的基本原则,指明了国家公园改革的基本方向。国家公园内紧张的产权与管制关系,亟需通过多元主体共治理念实现利益间平衡。为此,应建构多元共治的法治规则,推行社区共管,完善生态补偿、原住居民参与特许经营等配套制度,对国家公园原住居民权益保障的法律路径进行完善。

权利与语言:澳大利亚原住民语言保护政策

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制定了自己的以多语教育和多元文化为特点的国家语言政策,成为英语国家中第一个有这种政策的国家,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来保护和发展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进入21世纪后,在全球化的压力下,澳大利亚政府加强了英语教育在国内外的作用。除了继续支持原住民语言教育之外,政府也希望提高原住民的英语能力。国家语言政策的这种微妙改变,实际上使原住民被迫放弃本族语言,转向英语,结果导致原住民的语言流失不断加剧。在处理多民族国家内部的语言问题上,中国和澳大利亚有相同之处。澳大利亚原住民语言保护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面临的问题。

新世纪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发展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台湾原住民族文化振兴运动重点是"还我土地"、"还我姓氏",那么到了新世纪,则进一步深化到"还我话语权力"、"还我书写主体"。这阶段原住民文学创作特色是:不再是由汉族作家代言,而是由土生土长的原住民作家用独特的族群发声,摆脱了以往"代言"的被动局面。浦忠成的专著《台湾原住民族文学史纲》,则是新世纪台湾原住民文学研究最重要的收获。

从同化到多元化——台湾原住民社会运动对其社会政策发展的影响

原住民族是台湾四大族群之一,经历了长期被殖民被统治的历史;二战后,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又逐渐被边缘化,成为最弱势的群体。1980年代蓬勃兴起的原住民社会运动使原住民族的命运开始发生改变,主要体现在政府相关原住民社会政策思维逐渐从早期的"同化主义"向"文化多元主义"转变,原住民族拥有了从边缘位置回归主流社会的历史契机。

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心理的生动解析──对台湾原住民文学的一种考察

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心理的生动解析──对台湾原住民文学的一种考察岳玉杰客籍、闽籍、外省籍、原住民籍相杂共处，这是众所周知的台湾现有居民的结构特色。然而，８０年代前的一部台湾文学史，在叙及原住民文学时，往往黯然失色。台湾共有泰雅、赛夏、布衣、曹族、排湾、鲁...

CD14、TLR4基因多态性与百色地区原住壮族人群脊柱结核易感关联性研究

目的:研究脂多糖受体(CD14)和Toll样受体4(TLR4)基因多态性在壮族人群的分布特征及其与脊柱结核易感性的关系。方法:2011年1月至2017年12月期间右江民族学院附属医院就诊的百色地区原住壮族人群脊柱结核患者60例、肺结核患者60例和健康对照组60例三组人群,用A测序法测定三组人群的TLR4基因序列和CD14基因序列,比较三组人群CD14、TLR4基因多态位点的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结果:TLR4基因Asp299Gly和Thr399 Ile位点在壮族人群脊柱结核患者和肺结核患者均未发现呈多态性分布。壮族人群均发现CD14/-159呈多态性,以TT基因型为主,CD14基因C-159T和G-1145A等位基因频率按Hard-Weiber平衡吻合度检验,脊柱结核组、肺结核组和健康对照组三组含有T等位基因携带者的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分布两两比较有统计学显著性差异(χ2=8.462,P=0.004;χ2=5.432,P=0.025;χ2=7.321,P=0.021)。结论:百色地区壮族脊柱结核患者和肺结核患者未发现TLR4基因Asp299Gly和Thr399Ile多态性;百色地区壮族人群脊柱结核患者和肺结核患者存在CD14/-159多态性,以TT为主,CD14基因-159TT和-1145AA基因型可能为百色地区原住壮族人群脊柱结核病的易感高风险因子。

我国台湾地区原住民族立法现状刍议

在台湾原住民族运动的斗争之下,台湾当局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推进原住民族的立法工作。台湾地区原住民族立法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原住民族的基本权利、经济社会权利、政治权利、文化教育权利,但是仍存在许多问题。对台湾原住民族立法,我们应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对于其中一些比较好的经验,可以借鉴。祖国大陆高度重视台湾原住民族权利的保障,如能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对于那些真正有利于保护台湾原住民族权利的法律,我们应该予以保留、改革和发展。

“走”还是“留”:历史街区改造中原住居民安置的两难困境——以成都宽窄巷子改造中原住居民安置为例

当前我国历史文化街区改造中,原住居民的安置方式主要有异地安置、货币安置和回原地安置三种。成都宽窄巷子在改造中,对原住居民的安置,主要采用异地安置、货币安置,而回迁安置的只占极小比例。原住居民是历史街区文化传承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但改造后的历史街区功能改变,加之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居住条件,部分原住居民愿意外迁。事实上要完全将原住居民留在历史街区是不现实的,但完全将原住居民外迁,又会改变街区的历史风貌。在原住居民"走"还是"留"的问题上,应当把握好原住居民"走"和"留"的"度",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作好安置工作,努力追求历史传统与现代生活的和谐共存。

雄安新区原住群众利益与心理关切问题调查

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重大选择,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新区原住群众无不欢欣鼓舞和表示支持。在新区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他们的利益与关切的问题有哪些?怎样平衡新区的建设和新区原住群众的利益?本报告通过调查,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这无疑对顺利推进新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雄安新区原住居民与新移民社会融合的探讨

雄安新区社会融合是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鲜明的不可"逆"性,原住居民与新移民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为新区建设释放巨大活力,对新区整体规划具有战略性意义。雄安新区原住居民与新移民社会融合具有鲜明特点,社会结构、社会资本、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等会成为影响新区社会融合发展的因素,应从社会管理制度、发展理念、城市接纳度、差别化干预、社会保障网络等方面构建促进原住居民和新移民社会融合的具体实施路径。

国家公园原住居民的生态阈值及其守护作用——自然-文化双资源视域

国家公园的原住居民是自然和文化资源的双重守护者,但同时也会对自然生态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留下守护者的生态足迹,因此需要确定国家公园生态承载力约束下的原住居民的生态阈值。首先,从自然和文化双重守护的视域研究国家公园容纳原住居民的现状与机理,以及由此引发的实际问题和科学问题。其次,根据生态足迹理论,分别建立国家公园生态承载力、原住居民生态足迹和生态阈值的分析框架与测算模型。再次,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上述测算方法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最后,根据超循环经济理论,构建国家公园自然与文化双重保护的超循环模型,揭示对原住居民进行科学管理的基本原理。

厦门大学的台湾原住民族研究传统与未来展望

林惠祥先生是大陆台湾原住民族研究的拓荒者,他的相关论著开创了厦大台湾原住民族研究的学术传统。20世纪下半叶,在无法亲赴台湾开展田野调查的情况下,厦大同仁继续坚持台湾原住民族研究,在台湾原住民族的起源、族称、宗教信仰、社会经济发展、民族关系及传统特色文化等研究领域有所推进。进入21世纪,厦大人类学者当在传承台湾原住民族研究固有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境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力求创新、突破。

台湾原住民族女性书写中的族群民俗传统

台湾原住民族作家于1980年代开启了边缘发声的行动,在初始的文化发声期与汉族作家书写的发展历程一致,以"男性"为主流,至1990年代原住民族女作家始加入文化发声的行列。她们在追索自我存在的价值过程中,透过与女性生命历程相关的民俗变貌书写,呈现族人的离散境遇与日渐疏离的传统。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原住民族高等教育发展实证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原住民族高等教育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高校入学人数增长幅度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研究生入学人数增长幅度略高于本科生,私立高校、四年制高校和全日制入学人数逐渐增多;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数增长最快;热门专业中获得教育专业学位的人数较多或所占的比例较大;学业完成率有所提高,但仍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专职教师增长较快,兼职教师人数逐渐减少。这些特点的形成是美国及原住民族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步入新世纪来,美国原住民族被隔离的现状几乎没有多大改变,美国原住民族经济发展缓慢的现实,美国原住民族对联邦政府信任的严重缺失,"肯定性行动"政策在立法和公民投票中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充满不确定性,市场竞争中部落学院的弱势地位与不利处境,再加上信息技术的冲击,美国原住民族高等教育发展前景堪忧。

台湾原住民族传统人名制度及其变迁

台湾原住民族属南岛语系,其传统人名制度体现了南岛语族社会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蕴含着族群的社会结构、亲属关系、社会分类逻辑、疾病观、宇宙观等丰富的信息。在文中所讨论的10个原住民族群中,其人名制度可分为亲子连名制、氏族名制、家屋名制、亲从长嗣更名制四种类型。台湾原住民族的传统人名制度在经历了代表不同国家权力的政治主体的改造与形塑后,由于部落社会固有的文化制度和社会秩序遭到冲击和破坏,文化发生涵化,因此演变成为一种多元而又混杂的形态。

尊重原住民族文化在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原住民族的传统文化是特殊的历史过程、文化传播和对所处生态环境适应的整合产物,是长期历史积淀的可持续体系。因而规划和引导原住民族的发展,都必须尊重原住民族的主导地位,应当支持与扶助他们按自己的文化特点,去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式和发展目标,更需要从自身文化的特点对现代化的普适性内涵作能动的取舍,并巧妙地利用,才能确保全球文化的多元并存,才能使发展步入可持续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