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合规管理的基本原则

为有效地预防企业发生违法违规行为,避免企业遭受重大的系统性合规风险,需要确立一些基本的合规管理原则,使之成为指导企业建立有效合规管理体系的基本准则。企业无论是搭建日常性合规管理体系,还是在危机发生后进行合规整改,都应遵循“风险导向原则”“相称性原则”“高层承诺原则”“权威性原则”“业务流程渗透原则”“可持续性原则”等方面的要求。这是避免纸面合规、形式化合规或无效合规的制度保障,也是企业实现有效合规管理的最低要求。

略述信息化背景下中职美术技能示范教学的八大原则

中职美术学科特点独特,它侧重直观形象的感受,与其他学科在信息化的运用上存在着很多明显的不同之处。如果也照抄其他学科成功的做法,不去考虑美术课堂示范教学自身的特点,那么势必出现东施效颦的笑柄,本文重点结合中职美术课堂示范教学的具体实际以及信息化运用的利弊,来阐述美术课堂示范教学应该遵循的八大原则。

经济修辞的基本原则

修辞是一种复杂的语言活动。修辞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语言资源配置的过程,需要应合特定的题旨情境,朝着既定的修辞目标预期而努力。为此,修辞主体(表达者)在语言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就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其中有三项最基本的原则,是修辞主体必须要始终牢记并遵循的,这就是:“增量达标”原则、“减量达标”原则和“调控适变”原则。

论数罪并罚原则的优化及其适用

现有数罪并罚原则的缺陷主要表现为有期徒刑、拘役与管制的并科导致刑罚轻重倒挂,财产刑的并科导致刑罚过重,不利于罪犯重返社会,以及多种并罚原则并存导致诸多疑难问题难以妥善解决。并科原则不符合刑罚追求报应与预防的双重目的,易导致刑罚丧失节俭性。基于明德慎罚的慎刑恤刑观,中国古代的数罪并罚以吸收原则为主,同时以赃罪并赃原则和限制加重原则为补充。当代数罪并罚宜采取吸收原则,并将数罪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这不仅符合刑罚目的与慎刑恤刑观念,而且可以消除司法实践中因多种并罚原则并存导致的法律适用难题。

论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处理中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未成年人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规定,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时应当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以及最小必要原则,这两项原则在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场景下共同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两项原则的实践适用却存在相互冲突。对此,应当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处理场景下将最小必要原则作为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具体表现形式对待,从而将最小必要原则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二者的关系界定为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并在此种关系中明确,处理行为符合最小必要原则的要求时,即可认定为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在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问题上,应通过三阶比例原则构建相应的认定标准。其中,相关性阶层主要考量处理行为与实现未成年人最大利益之间的关系,必要性阶层以未成年人或监护人同意的内容为核心考量,均衡性阶层则发挥兜底性的作用,排除过度损害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处理行为。当处理行为通过这三阶层的考量时,即可认定符合最小必要原则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立法原则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促进法作为民营经济领域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平等和自由为立法原则,遵循法律价值判断问题的两项实体性论证规则。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实践基础与制度理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一致采用“最有利于(被监护人/未成年子女/被收养人/未成年人)”表达范式,由此整个未成年人法律体系得以确立贯通性的基本原则,即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该原则同时具有承继国内法治实践和转化国际公约义务两个向度。对解释文件和司法数据的梳理表明,当前该原则的适用主要呈点阵式分布,存在覆盖不足、标准不一、机械援引等问题。对照国际规范体系,厘清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权利要义、制度约束、效力层级和程序保障有助于为我国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适用注入系统、辩证和自洽的制度理性,进而通过权利本位明晰化、权益认定规范化、个案研判独异化和保护机制协同化,将这一中国特色表达深化为中国特色实践。

比例与预防原则关系理论对气候变化立法的阐释效应

为加快中国气候变化立法步伐,妥善处理比例原则和预防原则在气候风险规制领域的控权与保权问题上存在的抵牾、混用,采取规范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对二者的适用关系进行立法论和解释论相结合的研究。研究发现,学界对该两项原则的关系存在三种理论主张。其中,取代关系说易引发气候风险的过度预防问题;限制关系说可能会消解预防原则,致使气候风险规制难以有效开展。相较而言,协同关系说更适宜指引中国气候变化立法的建构路径,有助于贯彻《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等国家政策中的协调式新发展理念,同中国在气候变化应对问题上的国家自主贡献主张理念相吻合。通过进一步的学理、事理和法理阐释发现,气候变化立法有待将“双碳”等议题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环境法规范体系。协同关系说对中国气候变化立法的指引包括:①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将适度风险预防原则全面融入气候变化立法,推进气候风险规制的规范解释、气候变化法治原则与制度体系融贯;②促进气候变化减缓性工作的循序渐进、气候变化适应性工作的防微杜渐,优化减缓与适应兼顾并重的气候变化因应制度体系;③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构建不同地域、不同行业及央地政府之间“共同但有区别”的气候风险合作治理与责任分工体系;④缓解气候风险规制中自由价值与安全价值间的紧张冲突,强化行政法与环境法的沟通与协调,推动环境法律规制实现由基于确定性的传统秩序行政和福利行政向基于不确定性的风险行政转型,从而促进气候法学的发展。

有效发挥乡规民约治理功能需要把握的重要原则

现代乡规民约具有行政嵌入性的内生规则,是完备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治理体系的重要实践形式,对于拓展村民自治、完备治理规则、推进乡风文明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进一步有效发挥乡规民约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功能,必须把握整体系统原则、多元参与原则、平等协商原则、法治规范原则、动态调适原则、个性多样原则和文化浸润原则。这些重要原则既体现了乡规民约治理功能发挥的目标指向,同时也是衡量评估其治理功效的重要标准。

英国合理性原则去留之争的回顾与反思

随着比例原则在全球影响力的显著增强,中英两国都面临着合理性原则何去何从的难题,观察、引介和反思英国学界的有关争论有益于我国相关讨论。回顾历史可知,判断标准具化、审查程度加深和干预范围扩张是合理性原则勃兴的体现。针对合理性原则的传统批评聚焦于司法技术欠佳和对责任制的侵蚀这两方面,回应者采取澄清、辩护与修正的复调策略予以针对性应答。比例原则引入后,既往争论转向合理性原则应否被彻底弃用。对此,存在统一论和二分法说两种迥异主张。经双方在辩论中不断改造自身论点,两大原则实有同化之势。回首这场争论可见,真正影响司法保障人权成效的关键因素并非司法工具,而是人权观念和法院在一国中的宪法地位。因此现阶段在我国,与其纠结比例原则应否取代合理性原则,不如思考如何改善权力配置结构和人权观念来实质性促进法院借行政诉讼保障人权的成效,这才是未来出路所在。

数字治理中公平原则的遮蔽与解蔽——对数字治理效率优先的批判

数字治理是数字技术嵌入社会治理形成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形态。数字技术以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重构社会治理方式,即在治理中高效处理数据信息、优化升级治理过程、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以及实现多场景应用。数字技术对效率优先原则的追求和强化,使数字治理的生发和走向受到技术逻辑的控制和主导,遮蔽了其价值内核:公平原则。这表现为,数字技术“窄化”治理数据信息、“非中立化”治理决策行为、抑制人的主体性发挥、扩张政府和企业的权力等。公平作为内嵌于数字治理之中的伦理价值和社会性内核,是数字治理的应然目标和实然追求。因此,要想真正“解放”数字治理的“生产力”,需要通过完善治理数据信息、规范治理决策过程、推动人的主体性建构和限制权力无序扩张等途径,追求数字治理中效率与公平的“互构”,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

论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适用中的谦抑性

风险预防原则在当下环境法中的司法适用,游走在能动与谦抑之间,且呈现出过度能动倾向。“谦抑性”是对风险预防原则适用“分寸”之理论回应,其法理基础可从风险预防原则的规范基础、固有局限以及司法属性等层面予以诠释。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法中适用的谦抑性可被解构为“补充性”“有限性”“温和性”和“内敛性”四要素,由此推理出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中谦抑性适用的制度框架:在实体上,应促成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法典上的体现,只有在对照生态环境风险标准的前提下存在科学不确定性时,方能动用风险预防原则,其适用遵循整体温和的类型化理路。在程序上,诉讼推进阶段下的司法适用应严守职权探知界限,配置阶段化举证责任和类型化的诉前程序;案件裁判阶段下的司法适用不得超出认定事实范围,同时应对援引的风险预防原则附加适用理由。

论人工智能透明度原则的法治化实现

随人工智能应用范围不断扩大,透明度原则成为破解“算法黑箱”难题的钥匙。透明度原则包括形式透明和实质透明。形式透明是对人工智能基础信息的披露,使人工智能的部署使用处于非秘密状态。实质透明与人工智能的可解释性息息相关,强调对披露信息以可被理解的方式进行有意义解释,从而打破知识壁垒,使相关信息实现真正可知。透明度原则应在法治化实现上进行精细考量:在考虑现有技术条件的基础上,有必要根据监管机关和社会公众的能力不同有区别地对披露和解释的信息内容提出义务要求,并针对不同人工智能的风险程度采取分级分类分场景的执行标准,从保护用户与公众知情权行使、确保国家监管权落实两方面推动透明度原则实现。

数字经济背景下关键设施原则适用路径探析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成为重要的竞争资源,数据的互联互通乃是企业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当数据的缺失阻碍了市场竞争时,数据的强制开放成为摆脱数据困境的首要选择。从数字经济背景下关键设施原则适用的可行分析中可以发现,关键设施原则契合数据开放的现实需求,且数据开放共享具有现实可行性,关键设施原则的认定要件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在现有竞争法规框架下,适用关键设施原则具有合理性,能够有效解决数据封锁带来的竞争损害。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适用关键设施原则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增加关键设施原则认定要件的相关规定,为其适用提供规范依据;二是明确关键设施认定要件,从规则层面实现制度适用的可操作性;三是对于关键设施原则适用中的隐私保护和对价确立问题给予充分考虑,坚持个案分析原则,立足于行业发展整体目标,平衡公共利益与创新发展之间的矛盾。

智能时代《著作权法》规定诚信原则之必要与展开--由ChatGPT引发的思考

ChatGPT应用于创作领域所产生的各种欺诈现象和伦理风险引发了在理论上思考《著作权法》规定诚信原则的必要性。在作品创作领域,诚信原则可以实现对人工智能所使用版权数据的合理保护,并且保障人工智能所生成内容的信息真实性、伦理正当性和机器创作事实的公开性。在版权交易领域,诚信原则可以从交易客体、内容、结果和环境等方面保障交易安全,并且维护版权人、消费者和产业链各环节主体在交易中的公平利益。在版权行使领域,诚信原则可以帮助确定版权保护的合理范围,并有效规制版权欺诈和版权滥用行为。因此,我们应当像《商标法》和《专利法》那样在《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著作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法治与形式原则的性能:以形式与实质关系为中心

法治理论的争论主题之一是形式与实质的关系,其中涉及形式原则的性能。形式原则的性能可以从三个方面检视:形式性、自足性、充分性。形式原则具有形式性,但是并非纯粹,它们可能关涉法律规范的内容安排以及实质价值在规范内容上的贯彻效果,它们的解释适用也会受到实质价值的影响。形式原则具有指引法治实践的能力,但是并不自足,其自身无法解决遵守程度和例外问题,也无法消弭不同原则间的内在张力。对于有限、抽象的法治构成目标来说,形式原则可以作为构成条件,然而对于更具实践性的法治实现目标而言,就不敷其用了。法律的形式与实质相互联系,相互塑造。当法治对法律的形式提出要求,实践这种要求难免会牵连法律的实质。法治不可缺少形式原则,但是形式原则并非如通常想象的那样纯粹、自足和万能。

公益诉讼中检察谦抑性原则的理论与应用

检察公益诉讼的顺利开展关乎检察权作用时机、检察权与行政权以及和私人权利关系的互动问题。在公益诉讼的启动上,人民检察院应以检察谦抑性原则为基本要求和追求,避免权力行使突破边界,并与民间代表力量充分协调,呵护民间自治力量的发展。在检察权和行政权关系问题上,应当厘清两类公权力的核心差异,合理划分二者的作用范围和边界,避免权力发生混淆和重叠。在检察权和私人权益的关系中,应当秉承公权行使保障私人权益的理念,注重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均衡,避免绝对追求公益实现,忽视私益保护的情况发生。

税收法定原则三阶:中西协商民主税收立法史辨

税收法定原则是人类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完善的必由之路,其制度基因密码是协商民主。税收法定原则呈现出两个层面的三级阶梯递进模式:在法律层面,它包含议会自主立法、授权立法、平移立法三级立法模式;在政治层面,它经历英国、美国、中国三级协商民主政治制度。科学理解税收法定原则应当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既客观肯定英国古典税收法定原则的历史进步性,又充分关注美国现代税收法定原则的时代变革性,同时还应当甄别其由阶级局限性和政治保守性决定的反协商民主的阶级本质。新时代中国税收法定原则具有包容、吸纳西方先进历史经验的开放性,能够全面、真正践行协商民主,在全国人大主导下,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热情和智力,实现税收立法效率最大化和立法质量最优化,真正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

破解海岸带环境司法困境:基于陆海统筹原则

我国海岸带环境案件存在管辖权冲突、法律适用有争议、原告资格不明确、诉讼性质认定有争鸣、诉讼程序衔接未确定、司法执行机制不完善等环环相扣的问题,造成海岸带环境司法困境。究其根源,主要在于陆海“二分法”的分类思维影响较大,其与陆海统筹合为表里的内涵尚未得到全面、深入的理解。为破解海岸带环境司法困境,既要重视海岸带环境案件的特殊性,将其确立为类型化案件并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又要贯彻陆海统筹原则,实现司法规则内在融贯、法治环节协调一致。

期刊论文支撑数据FAIR原则的应用评估与案例分析

[目的/意义]FAIR原则在科技期刊的应用有助于增强期刊论文支撑数据的可发现、交互、共享与重用。评估FAIR实施情况有利于其推广实施,以期为我国期刊论文的支撑数据共享与重用提供有益参考。[方法/过程]本文在国外FAIR原则评估模型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各模型的优势和指标设计特点,结合《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期刊论文相关的科学数据特征,构建FAIR原则指标评价体系,基于该体系从4个维度分析调研结果,最后对中文期刊论文的支撑数据FAIR应用提出合理化建议与优化策略。[结果/结论]FAIR原则在期刊论文支撑数据的应用仍需进一步完善,科研人员的数据共享意识及对于FAIR原则的认知度远远不够,建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推广FAIR原则及其实施,推动数据更加开放和可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