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法上禁止不当联结原则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内容

行政法上的禁止不当联结原则发端于司法审查实践,旨在防止行政机关恣意行使行政权,从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在理论基础上,该原则由法治国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推导而出;在基本内容上,该原则的内在要求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必须与既定的行政目的之间保持实质关联性,并在形式上排除与行政目的不相关的其他因素;在体系定位上,该原则具有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法律地位,与行政比例、平等对待等其他原则存在较大差异。为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体系,深化行政法治实践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必要在我国行政法中确立禁止不当联结原则,并作出系统、深入的研究。

专利禁止反悔原则适用范围的再思考

当申请人或权利人为避开现有技术而在专利授权、确权程序中作出限缩性修改、陈述,在侵权诉讼中被推定为“权利人概括放弃被引入限制性特征之等同方案”,会减损等同原则的价值目标,增加修正专利抄袭行为的社会成本。前述推定对于减少投机性的过宽权利要求而言边际收益较小,却可能引发寒蝉效应。以“被告证明争议特征被放弃”作为适用等同原则的例外,能兼顾专利权保护与竞争者信赖利益保护。认定被放弃,从而不得再被主张为等同特征的客体时,应结合发明目的,考察被引入的限制性特征使发明创造区别于现有技术的依据。不论限缩性修改、陈述对于克服新颖性、创造性缺陷是否发挥实质作用,均应产生“放弃部分技术特征”的法律后果。

专利禁止反悔原则体系化解释——法律基础、定位与完善

专利禁止反悔原则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法理基础,在法律定位上属于等同侵权的限制原则。禁止反悔原则适用于限缩性修改或陈述,其适用的首要条件是存在技术方案放弃的客观事实。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对于技术方案的放弃在外观上应当满足明确性要求,其标准是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能够合理相信其通过修改或陈述放弃了某一技术方案。只有以满足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要求为目的的限缩性修改或陈述才能够适用禁止反悔原则,但该原则的适用不以限缩性修改或陈述与专利权授予或维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前提。禁止反悔原则的适用受到“明确否定”例外的限制,“明确否定”应当是裁判者对限缩性修改或陈述本身的明示性不予认可。我国司法实践中禁止反悔原则属于“弹性禁止规则”,对于专利审查过程中未被放弃的技术内容,专利权人仍可主张等同侵权。

原则性禁止转售价格维持的立法正确性及其实施改进

转售价格维持竞争效果认定的模棱两可给依反垄断法对其的恰当处置带来了挑战。美国的Leegin案确立的转售价格维持之合理原则的正当性是有限度的,图景误置暗藏着消解我国反垄断法制统一性的危机。我国《反垄断法》原则性禁止排除、限制竞争的转售价格维持绝不是立法错误,对其适用的难点在于分析方法构造。立足本土,我国需要对有关转售价格维持"原则禁止+例外豁免"的规范意义及其分析方法形成自觉理解和自主选择。对转售价格维持采取可抗辩的违法推定的分析方法具备适合性,但其依据不是"原则禁止+例外豁免"下的逻辑推导。为了避免可抗辩的违法推定陷入本身违法的陷阱,应着力构建转售价格维持的抗辩体系和抗辩清单,以此保障抗辩实质化。对转售价格维持执法案件的事后评估有助于执法政策优化和分析方法改进。

刑法中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实践考察、内在逻辑与类型化适用

刑法中,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主要涉及行刑交叉、罪数认定、量刑评价三个领域。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逻辑起点是公平正义,在刑法和行政法中具体表现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其运作机理主要以不法与责任为基底,不法与责任对最终的法律制裁具有基础性功能。但是在具体适用上,不同领域的适用重点会略有差别。行刑交叉领域,应关注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是否具有包含关系,对此可从侵害法益是否同类、规范命令间是否具有“不得不”的关系两个方面进行判断。罪数认定领域,应当以责任刑层面的不法—有责作为重复评价的判断标准。量刑评价领域,当同一事实涉及责任刑层面刑罚量的确定时,仍应以不法—有责作为重复评价的判断标准;当同一事实涉及预防刑层面刑罚量的确定时,应从犯罪预防具体制度的事实类型入手,判断是否存在重复评价。

原则性禁止转售价格维持的立法正确性:规范意义和分析方法

转售价格维持(RPM)竞争效果的模棱两可给依反垄断法对其的恰当处置带来了挑战。美国Leegin案确立的RPM之合理原则的正当性是有限度的,图景误置暗藏着消解我国反垄断法制统一性的危机。《反垄断法》原则性禁止排除、限制竞争的RPM绝不是立法错误,对其适用的难点却在于分析方法构造。立足本土,我国需要对有关RPM"原则禁止+例外豁免"的规范意义及其分析方法形成自觉理解和自主选择。对RPM采取可抗辩的违法推定的分析方法具备适合性。为了避免可抗辩的违法推定落入本身违法的陷阱,应着力构建RPM的抗辩体系,以此保障抗辩实质化。

在我国行政复议程序中确立不利变更禁止原则的构想

针对目前我国行政复议法实施不尽人意的现状,有必要参照司法救济程序和域外的行政救济实践,在我国行政复议程序中确立不利变更禁止原则;行政复议中的不利变更禁止原则有其特定的含义、特征和适用规则;在行政复议程序中确立不利变更禁止原则并不违背现行宪法和政府组织法的立法宗旨,也不会冲击依法行政原则,相反,却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复议申请权和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的功能。

论不当联结禁止原则对行政管理创新的规制——以创新的法律界限为归宿

在裁量空间许可的范围内,为了实现行政目的,行政机关可能会倾向于运用一切可能手段,并会冠以创新之名。不当联结禁止原则要求行政目的和手段之间必须要有实质、合理的内在联结,并从多维度展开对行政管理创新的内容规制。在现代法治社会,对手段价值的尊重要优先于对目的价值的尊重,若创新的手段违反了不当联结禁止原则,即使目的正当,创新也不符合法治的要求。由于我国对该原则尚未有实定法的规定,在进行司法审查时可以把对该原则的违反归入滥用职权的范畴,为了更好的发挥该原则裁判基准的作用,可以借鉴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在实定法中把其明确化。

个案法律之禁止原则及其适用方案

为了固守法律的本质,彰显权力分立与平等保护等原则的基本精神,立法者必须遵循个案法律之禁止原则。个案法律分为两种类型:对人的个案法律与对事的个案法律,对前者违宪审查机关适用绝对禁止原则,对后者则适用核心内容不容侵犯原则。

论禁止夜间搜查原则

夜间搜查是刑事诉讼侦查阶段最为常用的追诉犯罪的措施,但是无区别地采用夜间搜查对公民的夜间休息权和夜间安宁权造成了严重的侵害,其背后是公共安全与个人权利、侦查效率与正当程序之间的失衡,因此应确立禁止夜间搜查原则,对夜间搜查予以修正。

“完全排除”还是“弹性排除”——从一则药品专利侵权案谈禁止反悔原则的法律适用

目的是探讨禁止反悔原则在药品专利侵权案件中的适用标准。方法是从论述禁止反悔原则的基本理论出发,通过案例分析论证及国内外制度对比,结合药品专利的特殊性和我国实际国情,对完善禁止反悔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规则提出一些建议。结果与结论是我国应采用"完全排除说",尽快制定明确的司法解释。

论专利禁止反悔原则的独立性

专利禁止反悔原则作为一项重要的专利侵权判定原则,长期以来被视为限制等同原则适用的工具。这种理解从禁止反悔原则发展的历史及其法律逻辑上并不能找到合理解释,相反,禁止反悔原则的发展过程、法理基础、所起作用及司法实践却表明其并非仅仅充当等同原则的限制工具,而是与等同原则并列,有其独立性。这两种原则的互动适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之间利益平衡。

论民事上诉中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

民事上诉中的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具有充足的法理依据和重要的法律意义,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对此应予采纳。

论禁止不当联结原则的涵义法律地位与理论渊源

禁止不当联结原则是指在国家公权力的运作中,公权力的行使必须与公权力的目的保持合理正当的关联。该原则应定位为公法原则、宪法原则、行政法一般法律原则。在理论上该原则渊源于比例原则、合理性原则、禁止恣意原则、法治国与依法行政原则。

论行政法上禁止不当结合原则

禁止不当结合原则是指行政机关追求行政目的与其所采的手段间,必须有合理的联结关系。若欠缺此联结关系,该项行政行为即非合法。该原则为行政法上一般法律原则,必须具备合目的性、关联性、可接受性三大要素。本文旨在检讨实定法上不当结合之缺失,探求禁止不当结合原则的法理基础、法律要素及适用领域。

功能适当原则与宪法解释模式的选择——从美国“禁止咨询意见”原则开始

宪法解释应当以何种方式展开是中国宪法学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通过对美国1793年确立的“禁止咨询意见”原则的探究可知,宪法解释模式的选择必须与宪法解释机关的功能相适应。虽然各个国家确立了不同的宪法解释模式,但基本上都体现了“功能适当原则”。中国现有体制下的宪法解释只能适用抽象解释的模式,宪法解释程序的建立也必须以此为前提。

允诺禁反言规则与禁止反悔原则之比较研究

“允诺禁反言”是英美合同法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它于19世纪末形成,在20世纪得到充分发展。知识产权领域的禁止反悔原则虽脱胎于允诺禁反言规则,但是它们在允诺的形式、意思表示、主观要件和适用范围上仍有许多不同之处。这两个原则因倡导公平正义和注重法律与现实的联系,对我国合同法和专利法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论民事上诉中的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

禁止不利益变更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民事上诉审程序的基本原则,在德、日民事诉讼法中是通过上诉请求拘束原则确立的。它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51条的应有之义,我国适用该原则时可以判决结果作为不利益的判断标准,在涉及公益性事项时可排除其适用,但对公益性事项须采用列举的方式予以规定。

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的反思与引入

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上诉审中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公益考量之下,在被上诉人未上诉或提起附带上诉时此原则仍有适用的例外,但传统适用例外的情形亦有值得反思之处。我国民事上诉程序中尚未确立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基于对当事人处分权的贯彻,我国应引入此原则。此原则的适用应与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保持一致,仅限于判决主文。我国对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的规定应采用大陆法系国家"撤销或变更判决的范围应限于不服申请的限度内"的立法方式,并在此基础上以列举方式规定此原则适用的例外。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的引入并不必然要求设立附带上诉制度。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历史发展及其启示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发轫于罗马法一事不再理原则,为许多国家的宪法或刑事诉讼法所规定,是现代刑事司法的一项基石原则。确立这一原则是基于以下价值理念:保护人权、防止错判、减少精神损害、维护既判力和促进侦查高效进行。这一原则在两个方面制约国家刑罚权的启动:一是对上诉的限制;二是对重新起诉的限制。但最近,这一原则有所松动。许多国家在立法上规定了这一原则例外的适用,或者通过法律委员会建议这一原则应有例外,允许在特殊情形下重审无罪裁决案件,或者允许检察官对无罪裁决提起上诉。这一变化对我国重构刑事再审制度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