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监视者”号沉船展陈看博物馆在原址保护中的作用

1973年发现的“监视者”号(USS Monitor)是美国在领海外发现保护的第一艘历史沉船,该沉船及其周边一海里及上覆水体也成为美国第一处国家海洋保护区。它被认作美国海军的第一艘现代战舰,是北方联邦建造的第一艘铁甲舰,在弗吉尼亚州汉普顿锚地战役中改变了南北战争局势,具有独特的科学、历史和社会文化价值,被列入国家历史地标。水手博物馆藏有历次调查取回的文物,尤其是作为“监视者”号国家海洋保护区的主博物馆,有力支持了1990年代沉船部件提取及其保护和展陈,它参与了“监视者”号沉船考古调查发掘,开设了“监视者”号中心,其保护实验室和留在原址的船体也向公众开放,已成为全美最受欢迎的军事博物馆之一。通过梳理“监视者”号沉船的价值、发现及其呈现的考古信息、提取理念和方式、特殊文物处置,探讨对我国博物馆建设的借鉴之处。

水下文化遗产原址保护辨析

国内通常认为《保护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提倡的原址保护是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当然选择,这反映了从业者近年来对瓦萨号、中山舰等打捞异地展陈所出现问题的反思。但对原址保护的教条性认识也同样值得反思,原址保护和提取打捞均为《保护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认可,在讨论是否进行原址保护之外,更应思考如何进行原址保护或异地保护以及后续的展示和公众开放。通过探索原址保护理念的来源,梳理《保护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原址保护规定的沿革,认为采取原址保护方式并不排斥发掘提取,但均需经政府批准、批准前评估、标准化管理3个阶段,并分析了原址保护与提取打捞沉船的区隔、提取打捞的前提和限制以及常规监测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方式的影响。

城市中文物建筑的原址保护浅议

随着城市发展,文物建筑已成为城市文化的标志和符号。如何能使文物建筑得到更好保护,是采取原址保护,还是原址抬升保护,哪种方案更为合理适宜,一直是大家在争论和研究的焦点,通过对实例的比较研究,探寻不同的原址保护方法会对今后在文物建筑修缮中提供一点参考或借鉴。

城市建筑工程中地下古墓原址保护技术

随着城市建设范围越来越大,原有的许多荒无人烟的土地被列入了开发用地,使许多地下古墓又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故如何在施工中做好文物的保护工作成为了一个新的课题。结合实例介绍小型古墓室原址保护的具体做法,可为类似问题提供参考。

静压桩挤土效应与原址保护研究

对静压桩沉桩过程的挤土效应机理研究和分析,并阐述其对工程桩的危害。分别探讨静压桩沉桩分析的圆孔扩张理论、应变路径法、有限元分析、滑移线理论和模型槽试验等5种方法,对5种方法逐个进行分析评述。利用改进的圆孔扩张理论得出沉桩过程中土体位移、应力、初始超孔压的空间解析解,在工程实例中运用本理论,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通过观测手段验证了研究结果,实现了原址保护。

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方案研究

在简要回顾三峡库区白鹤梁水下题刻保护背景,以及开展保护所面临的技术难点后,介绍了"水晶宫"、高围堰、自然掩埋、隔流隧道、异地仿制、自然掩埋和"无压容器"等保护方案。其中,"无压容器"保护方案因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白鹤梁题刻的历史信息,遵循了文物保护的基本理念,且具有结构简单、水压平衡、利于参观的优点,而成为最终的保护方案。实践证明,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既满足了三峡工程蓄水的需要,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水下文物的原始性、完整性、观赏性,成为世界范围内水下文物遗产保护的成功范例。

北齐徐显秀壁画墓原址保护述论

北齐徐显秀墓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北朝壁画墓中保存最好的一座,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墓葬营制以及对隋唐墓葬的影响、墓葬壁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本文以徐显秀墓墓葬壁画为例,从文物本体病害防治、生物病虫害防治、降雨入渗及土壤含水率、环境监测控制等几方面系统地论述了墓葬壁画原址保护的方法和过程。

土遗址中木质文物原址保护的现状与展望

土遗址中的木质文物数量大、种类多,其有机质材料的特性给保护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出于保留遗址原始信息与历史情境之目的,原址保护常作为优选方案,但是现实中能有效保护土/木混合遗址的难度很大.木材的生物降解和温湿度变化导致的物理降解是木质文物原址保护的最大难题,国内外许多学者一般将木质文物与土遗址本体看作一个整体,在监测的同时重视环境调控的作用,常通过地下水文环境控制、地表湿润环境营造、覆罩隔离、温湿度控制等来保护土遗址中的木质文物.必要时,原址化学加固或抑菌剂的使用也被允许.本文以木质文物在不同土遗址中的原址保护实例为研究对象,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及未来进行阐述和展望,同时注重保护和展示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未来土遗址中木质文物的原址保护和展示提供思路与借鉴.

关于不可移动文物原址与异地保护的思考---以广州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保护工程为例

不可移动文物是文化和历史信息的物质载体，为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对于不可移动文物，强调原址保护。但在城市更新与建筑遗产保护矛盾突出的当下，也存在文物建筑需要进行原状迁移、异地保护的特殊情况。本文以广州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保护工程为切入点，对其原址保护与异地保护办法进行分析，探讨异地与原址保护两者的利弊，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提供有益的思路。

海洋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本期刊登的文章分别从理论、应用、具体案例3个维度阐释了海洋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利用的发展现状。《水下文化遗产原址保护辨析》侧重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方式的理论思辨;《浅谈探索大湾区海洋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创新与举措》更多聚焦海洋文化遗产勘测过程中技术体系创新与应用;《大型沉船考古资产整理的探索——以“南海Ⅰ号”沉船为例》着重论述了沉船遗址考古工作积累的经验与体会。

以东钱湖南宋石刻为例的原址地保护思路

该文以宁波东钱湖地区南宋石刻群的石质造像保护情况为线索,通过探讨其现状、现有保护手段、园区保护重点等方面,意在为东钱湖南宋石刻群的保护工作提出相关建议。

南朝石刻原地保护的现实困境刍议

南朝石刻包括石柱、石碑、石兽等内容,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和宝贵的艺术价值。通过全面调研获取全新的石刻数据,对相关保护方式进行总结和思考。南朝石刻布局零落分散,是开展有效保护的主要难题。当代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发展,为南朝石刻的原地保护带来空前压力。现实中发生的石刻盗拓、偷窃等问题,防范措施和应对方案都是力所不逮。未来南朝石刻的保护还有大量工作需要探索,进行集中和建馆保护为必然趋势。

洛阳东周王城遗址保护方式探讨

本文介绍了洛阳东周王城遗址文物保护区内的四种保护方式：即由文物单位进行的原址保护;基建单位提供场地,文物单位提供资金和人员管理的合作保护;由文物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基建单位出资、出场地自行保护;回填保护。并对四种保护方式的保护效果作了探讨,总结出文物单位进行的原址保护效果最好,其次是基建单位提供场地,文物单位提供资金和人员管理的合作保护,效果最差的是回填保护方式。

郡安里一期A,德清,浙江,中国

郡安里一期A住区规划项目选址于莫干山长林坞湖畔,此地山林茂密、水草丰美。当人类大规模开发不可避免地浸入到自然环境时,我们总是希望尽可能地保护这片青山绿水。本项目采用了三个层面的策略:在规划层面,采用点状用地群簇状布局将组团依山就势地嵌入茂密植被,避免过高密度对环境的破坏;在建筑层面,采用钢结构吊脚楼原型,减少落地截面,保留原生场地和植被;在营造方面,采用装配式、人工挖孔桩等措施,减少现场湿作业、减少机械操作和堆料场地,并且对重要树木进行原址保护或移植,以期减少环境扰动,实现水土保持和植被保护。

梅州境内的红色遗址(五)

梅州地处赣闽粤三省交界,是著名革命老区、广东唯一全域属原中央苏区范围的地级市,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红色革命遗址。近年来,梅州市充分挖掘红色资源,按照“原址保护、修旧如旧”的原则修缮革命遗(旧)址,加强红色遗址遗迹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本栏目将陆续推出梅州境内的红色革命遗址,通过探访红色遗址,聆听红色故事,进而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示阐释方式的演进

水下文化遗产是文化、自然、社会的连接。自然资源、山形地势影响航线的选择,地貌、海床和洋流影响船舶沉没和分布,伴随海上贸易形成的港口、海防、助航设施、特色民居、宗教建筑等陆上文化遗产及其景观环境,以及信仰、祭祀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均与水下文化遗产的形成和保存有关。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通行的沉船考古调查发掘、提取打捞进行博物馆展示,到20世纪70年代水下博物馆、沉船框架、沉船保护区等文物本体原址展示阐释方式,再到沉船公园、潜水廊道等侧重文物环境和伴生生物资源利用的综合性展示阐释方式,以及涵盖自然、文化资源的海洋保护区的演进,反映了水下文化遗产价值、保护管理及阐释的特性。多种保护和展示阐释方式的选取和结合,区域性综合保护对不同保护强度和利用方式的区分,需要精细化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措施,而非简单地将文物留存在原址。随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推进,博物馆展陈如何体现运河的环境和自然资源、社会文化和区域性保护和阐释新实践是具有前瞻性的问题。

大连湾海底隧道工程达里尼港旧址丙码头文物保护研究

大连湾海底隧道建设工程南岸登陆点下穿大连市中山区区级不可移动文物“达里尼港旧址丙码头”,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组织编制了文物保护方案并依法办理了文物保护手续,施工单位编制了以“拆卸、归安”为指导思想的文物保护施工方案并在施工过程中采取多项文保措施,切实保护了达里尼港旧址丙码头的文物价值,工程文物保护工作的实施经验可对今后涉及不可移动文物的建设方案提供一定参考。

白鹤梁水下石质文物保护与展示

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是全世界范围内水下文化遗产原址保护工程的成功案例。文章对白鹤梁题刻的自身价值、保护原理、展示利用及可持续发展展开阐述,探索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文物活在当下服务当代的科学路径。

西沙群岛水下遗产保护探索

西沙群岛是中国南海陆地面积最大的群岛,海域面积50多万平方公里。在广阔的海域和礁盘上分布着丰富的水下文化遗产资源,目前经水下考古发掘出水的仅有“华光礁Ⅰ号”沉船遗址全部船板、船货和“珊瑚岛Ⅰ号”沉船遗址部分文物,剩余大多数水下文化遗存遵循原址保护原则,被考古工作者们“留在”原地。

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综合保护区初探

文化遗产是人与自然互动的遗存,水下文化遗产可视为广义的海洋生态与环境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海洋环境要素密不可分。水下文化遗产国际法规则见于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等,但缺乏保护落实机制,尤其是跨界或管辖权争议海域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更存在明显的国际法空白。因此,参照国际海洋法实践中更为成熟的海洋保护区制度,结合水下文化遗产与海洋生物资源伴生的特点,尝试综合性保护区建设对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相关国际法规则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包括古代贸易沉船在内的南海水下文化遗产是我国与东盟国家开展区域合作、建立区域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东盟一向注重文化合作,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是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协议中的有限合作领域之一,中国参与其中是周边国家在这片海域长久交往的历史及文化、社会关联的延续。中国与东盟各国可在2014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倡导的“探讨和开展合作”等精神指导下,倡导基于水下文化遗产原址保护的海洋资源保护性区域合作,建立预防性划区保护制度与实践,有利于遏制南海周边国家在相关海域的水下文化遗产盗捞、破坏等违反涉上述诸“公约”行为,遏制无序开发、缓解争端、推进区域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