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原情:传统及当代价值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是司法公信力的建构基础,而形式法治主义理念往往强调"法律效果至上"而忽视了其社会效果。作为传统中国重要司法裁判方法的"司法原情",其对依法裁判当中"情理"因素和法律因素的综合考量,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司法实践价值,以积极回应社会对实质法治主义的相关诉求,建构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原情定罪”考辨

由于在中国古代多种语境下的复杂运用,“原情定罪”的含义处于不确定状态。综合考察中国古代“原情定罪”的运用情形,“原情定罪”中“原”字的基本含义是考察、推究、研究;“情”字的基本含义是犯罪事实,具体含义则比较丰富,包括犯罪行为、犯罪的主观状态、犯罪人的言辞和情态以及其他具体的事实、情节等内容,犯罪动机和人伦亲情也是其中重要的两项;“罪”字的含义包括罪之有无、罪过大小、罪行(罪愆)轻重和具体刑罚等几个方面。因此,“原情定罪”的基本含义是在考察、推究具体案情的基础上,确定行为人是否有罪、罪过的大小和具体的刑罚。当然,在涉及家族人伦关系的犯罪中,行为人的动机、行为目的与家族人伦关系的关联是定罪量刑必须考量的情节,但不是唯一情节,更不是“原情定罪”的基本含义。

《春秋集传微旨》“原情”与“明微”的解经意趣

《春秋集传微旨》是中唐春秋学主要著作之一,陆淳在自序中称此书是对《春秋》中"事或反经而志协乎道,迹虽近义而意实蕴奸,或本正而末邪,或始非而终是"的精微内容的揭示。通过考察,陆氏在解经中通过"原情"和"明微"展现了这些内容。原情之"原"是动词,有察、探之意,"情"则指向人的内在心理动机,与原情相关的话题有"权"与"变之正",三者相通,而情可以贯通后二者。"明微"的方法则是根据《春秋》的书写,结合三传所提供的背景信息,揭示经文背后之曲折,把人们难以想到的面向凸显出来。由此,陆淳等人视野中的《春秋》微意得以彰显。另外,《微旨》超脱三传,由己意取舍,缘经求义的解经方法,打开了经学由汉学到宋学的转变之途。

原情以见义--叶梦得的《春秋》诠释

宋代《春秋》学名家叶梦得,基于对“原情”的重视和理解,系统反思三传经说,建立其《春秋》诠释系统:其一方面对杜预“经承旧史、史承赴告”说有所继承,主张“《春秋》据其实而书之”,但同时又认为《春秋》非史,亦非止“天子之事”,而是“天事”,蕴含着孔子的“一王之法”,并由此建立起独特的凡例与褒贬法度。

浅析明清家事诉讼中的原情断案及其特点——以明清判例判牍为中心

原情断案是中国古代司法文明的亮点之一,其内容重在考量法与情的权衡。通过对明清时期家事诉讼相关案例,主要包括亲属间人身相犯案件、财产相犯案件分析,发现明原情断案在家事诉讼运用中具有注重司法过程中的准情酌理、追求法律效果兼顾社会效果及亲属间民事纠纷判决不确定性的特点。

《原情》缘起

大约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只是为了"好玩",为了"换换口味",写了话剧<原情>.当是时,此身尚未调入北京人艺,没有为某某剧团或某某演员写作的冲动,写的完全是一部"案头剧". 说起"案头剧",有几句话要说一说的.我向来主张,戏剧文本的创作应该遵循一定的表演艺术规范;然而决定地需要的,不是如何接近表演--那是导演的事,而是不受规范束缚的自由想像与创造力.古人把"案头剧"排除在"场上之曲"以外,非也既曰"剧",便应符合"剧"的规律(倘不"合律",何不去写诗歌或小说?),也便可以"被之弦管",如何不是"场上之曲"?至于某些伪劣的劳什子文字,先是不能当"剧",遑论"案头"、"场上",自该另当别论!汤显祖的<牡丹亭>,正是张扬了"自由想像与创造力"的"剧",吴江派沈璟们竞竞吹求于所谓"声韵",未能暗淡汤显祖的光辉,<牡丹亭>终竟为中国戏剧史留下璀璨的一页!

司法判决中的实践理由与规范适用——儒家“原情定罪”整体论法律推理模型的重构

司法推理中的核心问题是法律规范适用。传统法条主义将法规范适用看作从整体到个别的"涵摄"过程,也就是将一般的法律规范适用到特殊的个案中。从实践推理的角度来看,法条主义涵摄模型预设了"理由原子论"的看法。这种原子论模型认为普遍的法律理由具有超越具体个案和语境的不变功能。与此不同的是,以孟子和董仲舒为代表的古典儒家思想家提出"经权"与"原情定罪"式的实践推理模型。该实践推理模型着眼于个案情境本身的性质,以此决定规范适用的具体方式和最终适用结果。"嫂溺援手"和"误伤己父"这两个儒家的典型案例表明,原情定罪一种"理由整体论"的实践推理方案。理由整体论否认规范背后的理由具有超越个案与语境的不变功能。在司法判决中,理由整体论主张个案的具体属性才起着决定性作用,最终的案件判决取决于可适用于个案的不同考量因素(情节)及其复杂功能与结构。

“原心定罪”与“原情定罪”之异同分析

"原心定罪"是春秋决狱的原则,而"原情定罪"是定罪原则,二者本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东汉以后,因"心"、"情"的内涵及外延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同义,故"原心定罪"与"原情定罪"经常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另外,二者的混用与汉以后援引班固《汉书》的史料有关。

中唐新春秋学“原情”思想探论

中唐时期,啖助、赵匡、陆淳等研讨《春秋》,著书纳徒,成一派之学。啖助一派解读阐发《春秋》的具体逻辑与思维方式,"原情"乃其中核心要义。所谓原情,一曰以合于忠道之情而断褒贬,二曰比类孔子之意而释经文,三曰推重人之常情、事之常理。基于原情思想,啖助等倡导从宜权变,从而形成独特的春秋学说。

近代以来中国刑法“原情酌减”条款源流考——于欢案与施剑翘案的对观与重思

传统“情理法”司法中,“情”乃“人情”,系指普通人心中皆有的常理、常情;“理”乃“天理”,系指天下人所公认的至公至正之理。“情理法”司法的理想形态是法官的判决既顺应天理、人情,又不悖于国法。晚清民国刑法的“情状可悯恕者”条款,以现代刑法的规范形式承继了传统“情理法”司法的基本精神,是传统法律创造性转化的典范,这使得中国古典法律文化和司法理念在现代法治体系下得以延伸,让法官在不违背罪刑法定、不造成司法擅断的情况下,能够及时回应中国人的“天理”与“人情”观念。于欢案二审防卫过当的论证逻辑,掩盖了刺痛公众神经的辱母情节所蕴含的伦理意义,这根源于我国现行刑法中“情节”概念下的“情理”退隐。晚清民国刑法的“情状可悯恕者”条款及其司法实践,可为“情理”在当代中国刑事立法与司法中的回归提供镜鉴。

原情与抑情:从“崔三过失杀父案”看清代中期的礼教与司法

同治初年两位士人针对嘉庆五年“崔三过失杀父”一案判决所作的驳议,折射出官民双方对服制命案司法的理解分歧。分析可知,双方关于崔三是否有罪的观点差异,表面上来自对传统法中“过失”范围的不同理解,实则根源于在以卑犯尊案件中应当如何处理主观犯意,亦即“原情”与“抑情”的立场分歧。诸多案例表明,刑部“抑情就法”的结果责任倾向,在当时的侵害尊长案件中十分普遍。究其原因,此种倾向很可能受到清代中期服制立法扩张和严格化的影响。从政治文化史的角度看,以乾隆帝为代表的清代统治者在法律领域对伦理纲常的刻意维护,是推动上述立法与司法转变的重要力量。

论中国古代“持平守正”的司法理念——以《折狱龟鉴》为切入点

公平和正义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有赖于司法官群体的付出和努力。在传统优秀法律文化中,“持平守正”的司法理念映衬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法治精神标识。从中国古代决狱名著《折狱龟鉴》里,我们解读出“不曲笔以纵有罪,不毁法以陷无辜”的法律至上理念;“至诚勤恤、折狱求正”的尽心竭力服务于公众的奉献意识;“矜谨折狱、不枉不纵”的严明审慎的断案理念;“执法原情、教化感召”的法理情有机统一思想,等等。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中国古代传统的“持平守正”的司法理念也贯穿于当今的立法、司法、行政执法以及法治教育等方方面面。

中国古代定罪原则的法文化分析

中国古代法律上的定罪原则是原情定罪,同时,在定罪过程中又表现出鲜明的主、客观归罪。古代定罪原则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其发展线索,勾勒出与传统文化的契合点。在文化的意义上,原情定罪对现代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仍有较大的选择适应性。

中国古代刑事法律与儒家伦理精神

中国古代刑事法律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在立法、司法、执法法律意识等方面均严重依赖道德,形成了中华法系独具特色的"伦理刑法"。而从中国古代刑事立法、司法、执法以及"无讼"的刑法价值追求角度,都体现出儒家伦理精神。

文天祥判词所体现的法律思想初探

宋代司法实践中,"原情定罪"和"罪疑惟轻"的现象极为普遍,这在一定程度上昭示出宋代司法精神的两个重要特点。文天祥的五篇判词所体现的法律思想主要是按照法律"原情定罪"、"罪疑惟轻"、法理与人情兼顾等原则进行判决,这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天祥的法律思想和个性特点,也与南宋时期司法裁判价值取向大体一致。

中国古代政治观的批判总结——王船山政治观研究

中国封建社会绵延达二千余年之久,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封建社会延续如此长久,根本上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

中唐新春秋学“通学”特质探源

中唐时期,啖助、赵匡、陆淳开创的新春秋学,以会通三传、摭采各家的治学方法,突破“各守一传”的汉儒传统,“变专门为通学”,乃春秋学发展的重大变革。这种“通学”特质,实为杜预左传学元素与啖助等人的宗圣原情思想相融会的产物,亦是试图建构一种“理想”学术体系的结果。追溯新春秋学会通式治学的内在逻辑,可以发现其与杜预之学乃至认同杜氏之学的唐代官方经学的联系。

古代中国的法外施仁及其法文化解读

法外施仁是中国古代司法的一个重要特色。法外施仁的主观要件是司法者的宽仁之念,而宽仁之念则源于司法者对诉讼参加人的怜悯、赞赏及对案件处理的利益权衡。客观要件有法条严厉、司法者拥有相应权力及相关人员受领。从法文化视角看,仁爱思想、法律工具观、原情司法理念、人治观念是法外施仁赖以存在的观念基础。由于法外施仁会破坏法制秩序与公平,统治者采取了一定的应对法外施仁不足的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

听讼与无讼

听讼与无讼林鹏《论语·颜渊》：“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引“范氏曰，听讼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则无讼矣。”怎么正本清源，没说。又曰：“圣人不以听讼为难，而以使民无讼为贵。”怎样使无讼，没提。《大学》：“子曰：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