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民居保护及修复中的原状复原研究——以周口鹿邑县贾滩古民居为例

迁建保护是在古建筑无法实施就地保护等更为有效的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特殊保护方式,迁建时需对残损的古建筑进行局部复原,所以对迁建对象进行原状推理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前期工作。文章以贾滩古民居为例,在实地测绘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古民居残存现状以及各种文献资料等多方面的依据,相互印证,相互补充,推理出该民居残损部位的原有面貌,为后期的迁建复原工作做准备。

擅自凿开共用墙嵌入鞋柜 法院判决:恢复原状!

【案情】邻居装修擅自凿开共用墙嵌入鞋柜,消减墙体厚度,双方为此对簿公堂。德化县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令恢复墙体原状。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苏某与蔡某分别是某小区同栋隔壁左、右房屋的业主,两户之间有共用墙体。

论合同解除后恢复原状请求权的性质——以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为基础的考察

就合同解除后恢复原状请求权的性质,旧有的学说大都在理论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或者失之偏颇。对此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当结合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以及合同解除的标的详加分析。在意思主义和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该请求权为物权性质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在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则视合同解除的标的而定:若解除的是物权合同,该请求权仍为物权性质的所有物请求权,若解除的是债权合同,该请求权则为债权性质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论作为损害赔偿原则与责任承担方式的恢复原状——以侵权法为中心

在中国的民法语境中,恢复原状具有双重属性:一为损害赔偿之基本原则;二为具体责任之承担方式。作为损害赔偿基本原则之恢复原状,它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具体责任承担方式,旨在维持权利人权利和利益的完满状态,并防止受害人因侵权而获利,故而此意义上的恢复原状衍生出了完全赔偿和损益相抵两项赔偿原则。作为具体责任承担方式的恢复原状,和其他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并列,是一种独立的责任承担方式,它具有独立的调整范围和独特的制度功能。

民法中恢复原状的生态化表达与调适

我国立法未有针对环境损害的修复责任规则,多借助民法中恢复原状来实现环境损害的修复性救济,并对恢复原状内涵进行了拓展,逐渐形成了基于生态整体而非局部、动态而非静态、多元价值而非单一目标、遵循自然规律的独立环境修复责任。在民事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二元划分的格局下,环境修复在私益诉讼中基于民事事务的自主品格而具有可选择性,在公益诉讼中基于社会公益的考量而被塑造为核心责任方式。经过环境司法实践对恢复原状的不断改造和调适,确立了环境修复责任的首适规则,对环境修复标准进行差异化分类配置,促使恢复原状适用条件在环境损害中由严格走向宽松,以充分发挥恢复原状责任方式对环境损害的补救功能。

民事救济中恢复原状之辨

恢复原状是大陆法系民法中一个重要概念,既有对权利人受损利益弥补的功能性内涵,亦有作为法定救济方式的外在表现形式,但各国对恢复原状的法律地位和立法却各不相同。中国内地虽也使用这一术语,但其内涵和外延却稍显混乱,既体现为法定的救济方式,又与能够实现恢复原状的救济方式相并列于法律条文之中,不仅混淆了恢复原状的定义,也不利于法律的适用。

民法上恢复原状的规范意义

恢复原状在物权的保护、合同解除制度以及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上,分别具有不同的规范意义。作为物权保护方式的恢复原状,是指对物的修理、重作或者更换,恢复原状请求权的性质属于侵权请求权,而非物权请求权。合同解除以后恢复原状,是指在非继续性合同被解除时,受领人负有向原所有权人返还原物的义务。侵权责任法上的恢复原状,解释上意指通过修理、重作以及更换等手段使被侵害的财产恢复到损坏前的状态,但在立法层面,还应包括返还财产、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及赔礼道歉等责任形式。

恢复原状费用赔偿的性质

系统整理我国民事责任方式的难点在于确定医疗费、修理费等恢复原状费用赔偿的性质。恢复原状费用赔偿不是赔偿被侵权人因支出医疗费、修理费等而遭受的间接财产损失,而是以支付金钱的方式将人身伤害、物之损坏等直接损害恢复原状。恢复原状费用不应当由被侵权人垫付,而应当由侵权人预付。金钱赔偿并不是与恢复原状相对的概念。恢复原状费用赔偿既属于金钱赔偿,也属于恢复原状,因而在适用上优先于价值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到底是实际实施恢复原状,还是赔偿恢复原状费用,应当由被侵权人选择。虽然被侵权人通常都会选择恢复原状费用赔偿,也不应当一般性地免除侵权人实际实施恢复原状的义务。被侵权人即使没有选择恢复原状费用赔偿,在侵权人经催告仍不履行恢复原状义务时仍然可以选择恢复原状费用赔偿,无需另行起诉。

论恢复原状独立性之否定——兼及我国民事责任体系之重构

恢复原状的各项具体功能在民法中可由绝对权请求权、不当得到返还和损害赔偿请求权共同承载,将恢复原状作为一种独立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主张不能成立。民事责任归属于债的范畴,并以强制执行力为根本,区别于绝对权请求权;损害赔偿应成为民事责任体系的惟一方式,相应地,我国未来民法典只能保留恢复原状作为制度机能而不是手段来指导整个民事救济体系。

民法中恢复原状类型与规范意义

民法上的恢复原状有赔偿型恢复原状、利益型恢复原状与妨害排除型恢复原状之分。恢复原状的规范意义有作为损害赔偿标准的恢复原状和作为责任承担方式的恢复原状双重含义。不同立法例下恢复原状责任方式的规范配置有别,法律构造大异其趣。我国侵权责任法采金钱赔偿为主,对恢复原状采兼容思路,其规范意义和制度设计与传统民法有较大差别。

恢复原状请求权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37条规定的恢复原状请求权拥有自己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具有独立性.同时它也具有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性质和作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9条第1款第5项规定的恢复原状请求权的具体表现形态.在有些情况下,恢复原状请求权还符合物权请求权的规格,如其以物权的存在为前提,与物权本体密不可分,能使物权人对标的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在各个方面都保持或恢复到圆满状态,即全方位的圆满状态,故其为物权请求权之一种.由此复杂的品格决定,恢复原状请求权在法律适用方面较为复杂.

基于“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的古建筑格局复原尝试:以光山净居寺与琴江水师旗营将军行辕为例

不改变文物原状"是中国文物古迹修缮的基本原则,以光山净居寺与琴江水师旗营将军行辕为例分析古建筑格局复原中如何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中包含的保存现状与恢复原状两方面内容,为我国的古建筑修缮提供参考。

合同法定解除后恢复原状的比较研究

合同一经解除后 ,未履行的不再履行 ,已履行的债务原则上相互返还 ,不能以原物返还的则以金钱返还。在这个意义上 ,恢复原状是有溯及力的。受害方返还不能并不能消灭受害方的解除权 ,受害方可以价额偿还代替之 ,在例外情形下可免除此义务。

论恢复原状在侵权救济体系中的确立及拓展适用

在以财产权利为核心的传统民法体系中,侵权责任主要表现为金钱赔偿。近代以来,得益于民事权利尤其是人格权种类的丰富,恢复原状作为非财产性的责任承担方式逐步确立,并呈现出适用领域的扩展和表现形式多元化的特征。相较于单纯关注价值利益的金钱赔偿,旨在全面实现受害人之完整利益的恢复原状在多国均被规定为优先适用型。而在名誉侵权案件中,恢复原状更是被广泛适用并演变出特殊的表现形式,诸如撤销或更正不实陈述、公布判决书、赔礼道歉等。

合同解除、撤销、无效中恢复原状请求权性质探析

我国合同法对合同罹于解除、撤销以及无效后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归属问题有之规定,即回归到合同订立之前的最初状态,返还取得财物,或承担赔偿责任。在物权模式变动语境下,物权请求权与债权请求权当事人利益关系角度,分析讨论我国"回归到最初状态"之请求权性质,探析三种消灭合同关系之法律制度在"回归最初状态"之异同。同时,在比较法的视角下,考察域外民法立法及其请求权性质。在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的语境下,对比分析三者之间的异同点,回答恢复原状请求权之性质,即合同解除恢复原状的请求权性质为不当得利请求权,合同撤销或无效恢复原状的请求权性质为物权请求权。

论我国环境侵权法上的恢复原状

恢复原状是我国《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民事责任方式之一,包括对财产权益、人身权益和被破坏、被污染的环境的恢复。我国必须建立或者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环境检测、评估和治理服务体系、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提升环保科技水平,培育环保服务市场和环境责任保险市场,拓宽环境恢复治理资金来源渠道,更好地发挥对环境恢复原状遏制环境侵权、保护环境的功能。

生态修复与恢复原状的比较分析

现阶段由于生态修复责任基本理论研究的严重不足,生态修复责任的实践与认识陷入了传统法律责任的桎梏。无论是立法中把"恢复"与"修复"等同视之,还是司法解释中把生态修复理解为"恢复原状",都是现阶段制度建设中对生态修复概念的混用和误解。生态修复和恢复原状虽都为一种责任承担方式,但二者在责任性质、救济对象和方式、修复标准等方面有很大不同,生态修复责任是区别于传统法律责任形式的一种新型的环境法律责任方式。

论环境侵权责任中的恢复原状费用

我国法将传统大陆民法中的“恢复原状”作了技术性限缩,未将恢复原状费用囊括在内,且常将其与金钱赔偿混为一谈。虽然在多数情况下,环境侵权中的恢复原状费用和金钱赔偿在适用效果上均指向金额的计算,但两者性质相去甚远,恢复原状的金钱给付源自自身的行为给付色彩,而这点常被忽略。依据损害赔偿规则,费用支付完毕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责任终结,如将恢复费用定性为金钱赔偿的话,费用支付完毕即风险转移完毕,这与环境损害责任所欲达到的救济理念多有抵牾。鉴于此,应在明晰恢复原状费用请求权性质,且与金钱赔偿作严格区分的基础上,重新对恢复原状费用进行界定。具体可参照《民法典》第1235条对请求范围进行再确认,将虚拟治理成本法作为费用计算的标准。最后,从可否自由处分、追偿问题等方面补足适用之疑虑。

我国环境犯罪非刑罚措施的完善——以我国生态修复或恢复原状刑事判决为切入点

非刑罚措施对于惩治与预防环境犯罪具有积极意义,现行刑法明确规定了训诫、责令具结悔过等几种非刑罚措施,但这些非刑罚措施并非针对环境犯罪而设置,其适用方式的局限性注定难以发挥惩罚与预防环境犯罪的理想效果。文章以我国生态修复或恢复原状刑事判决为切入点,认为对于环境犯罪而言,适用非刑罚措施可实现惩治与救济的目的,可弥补传统刑罚措施的缺陷,符合法律经济学原理,符合刑罚个别化原则。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环境刑事判决中开始探索适用补植种绿、增殖放流等以生态修复或恢复原状为目的的非刑罚措施。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目前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但是由于法源不明,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生态修复或恢复原状的相关判决都有较大的争议。为正本清源,结合我国司法实际与环境刑事立法先进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应当将生态修复和恢复原状两种非刑罚措施在刑法第37条中予以明确并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以实现惩治犯罪与救济公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