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生态智慧的当代演绎——论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的生态散文

鲍尔吉·原野是相当重要的当代蒙古族散文家,他特别喜欢大自然,他的许多散文都是典型的生态散文。他对蒙古草原的生态问题至为关注,竭尽全力地从蒙古族传统生态智慧中寻求精神资源,致力于批判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他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感恩自然,对大自然之美、自然生命之独特性有着敏锐地感知、极富抒情气息的细腻书写。他既有全球意识又有明确的地方意识,他的生态散文中既洋溢着大自然般的淳朴与优美,又充溢着胸怀天地、悲悯众生的忧患意识。鲍尔吉·原野的生态散文有利于引导当今国人的生态意识的确立,更有利于生态文明的转型。

山东省菟丝子属植物新分布记录种——原野菟丝子(Cuscuta campestris Yuncker)

【目的】中药材菟丝子为旋花科Convolvulaceae植物南方菟丝子Cuscuta australis或菟丝子Cuscuta chinensis的干燥成熟种子,以山东和河南产区品质为好。为了菟丝子商品药材的鉴别并保证菟丝子商品药材的纯正性提供重要参考。【方法】在山东省开展了山东省草本植物种质资源普查。【结果】通过野外调查发现旋花科菟丝子属植物1个新分布记录种,即原野菟丝子Cuscuta campestris。【结论】为菟丝子药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奠定基础。

童性玄想与成人理性的耦合及挑战——论鲍尔吉·原野的儿童小说创作

蒙古族著名散文家鲍尔吉·原野近年转向儿童文学创作,于中国儿童文学界展露出独具一格的“原始态童心”。然而,他的儿童小说也存在诸多明显的局限性:“形而下”的文字运用、逻辑链条和叙事架构尚有诸多不足,“形而上”的思维引导和主旨探寻也相对浅尝辄止。鲍尔吉·原野儿童小说的特色与缺憾,是散文家跨界小说创作所携带的优势与薄弱项,更是童性玄想与成人理性在耦合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短路与阻塞。

探寻生命的故乡--鲍尔吉·原野近年小说创作解析

凭借别具一格的散文创作奠定自己文坛地位的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近几年来一直专心致力于小说创作,先后发表了“乌兰牧骑的孩子”系列小说、《送你一条大河》《乌苏里密林奇遇》《马娃子》等作品。这一次,鲍尔吉·原野能够轻松顺利地走进小说创作,固然得益于长期以来散文创作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但更关键的是他所坚持的文学状态,“这种状态让我从散文创作并不费力地进入长篇小说创作。小说只是我要写的另一类作品”(1)。这种状态就是真诚地面对生活、面对内心、面对文学,始终意识到那个最真实的自我,进而受到小说这一文体的感召,在一个非常恰当的时间与其相遇,他们一见如故,在相互拥抱的时刻,作家的艺术生命发生了核聚变,深厚的文学积淀与酝酿已久的生命体验便喷涌而出。在近年的小说创作中,鲍尔吉·原野虽然延续了此前散文创作的审美特征,但他并未停留在简单的文体转换上。

鲍尔吉·原野少年小说中的民俗书写

文学创作中的民俗书写能够发挥相应文学功能,并增强作品的艺术魅力。在鲍尔吉·原野的《篝火与星空》《乌兰牧骑的孩子》《鹿花斑的白马》三部少年小说中,通过乌兰牧骑下乡表演以及五个儿童的冒险经历展示了蒙古族人生仪礼、生活、信仰、民间艺术等独特的民间风俗,描绘了蒙古族民俗风貌及蒙古族独特的精神世界。

艾芜《丰饶的原野》的“续写”探究——兼论艾芜两度自我调整的心史

《丰饶的原野》在艾芜的创作中是一个特殊的文本,首篇《春天》创作于1936年,第二部《落花时节》于1945年完成,第三部构思已久,原拟取名《夏天》,却在解放前四十年代与建国后六十年代都被打断,在1979年才以《山中历险记》的面貌连载成文。《丰饶的原野》作为一个持续延宕又不断续写的作品,三部曲的断裂与勾连值得追问,小说潜文本与夹杂在三个文本间的“副文本”也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这记载了作家走过的历史剧变,更“写下”了艾芜两度自我调整的“心史”。在历史缝隙和文本意义结构的转换中,我们可以窥见艾芜面对左翼革命模式与共和国工农兵模式时游离在“变”与“不变”间的复杂性。

曹禺悲剧《原野》中的空间场景与情感映射

曹禺的四大名剧之一《原野》是其写于1936年的戏剧,讲述一个以家族为名的极端复仇故事,展现复杂而深刻的人性冲突。曹禺在该剧中借由“原野”“焦家正屋”“黑森林”三个实体空间场景和若干幻象空间场景来展现主人公仇虎在复仇过程中的情感状态,“原野”象征着人物的蛮性欲望,“焦家正屋”代表着仇虎复仇意识的高涨与爆发,而“黑树林”则是人物陷入道德困境的隐喻。这些空间场景成为该剧人物的话语博弈空间,映射着人物的情感状态并促成复仇悲剧意蕴的生成。借助空间场景来观照剧中人物情感状态,可发现空间场景书写在剧作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曹禺戏剧《原野》的意象类型

曹禺的戏剧《原野》中蕴含着丰富的意象,作者通过表现主义的创作手法,利用多样的意象传达出对原始生命活力的呼唤,展现出两种文明的博弈。文章通过对《原野》中的意象类型分析,研究曹禺戏剧蕴含的思想精神和文化内容,揭露《原野》想要表达的创作思想,感受曹禺戏剧中深厚的艺术魅力。

话轮转换理论视域下超克图纳仁剧作《金鹰》与曹禺剧作《原野》的比较研究

话轮转换理论是戏剧文体学研究新的理论方法,该理论通过分析戏剧对话使戏剧人物、戏剧情节、戏剧冲突以更加客观的方式呈现出来。传统的文学批评往往是批评者的主观评价,缺乏客观和量化论据的支撑,而戏剧文体学话轮转换理论的定量分析模式有助于弥补这种不足。利用话轮转换定量分析框架,将超克图纳仁的代表作《金鹰》与曹禺的代表作《原野》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二者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结构安排、主题思想表达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超克图纳仁在创作《金鹰》时受到曹禺文体影响的实例反映了中国戏剧文学在文化方面的交往交流与交融。

走遍《原野》 心向远方——访仇虎扮演者高鹏

金湘歌剧《原野》,中国歌剧的巅峰之作,奇绝繁难令人望而生畏。中国音乐学院60周年校庆版《原野》,自3月开排到6月公演,中国歌剧舞剧院首席男中音歌唱家高鹏,面临空前的巨大挑战。三个月后正式登台亮相,第一次无替补、无间隔、无调休,两场音乐会、两场彩排、两场公演,高版仇虎,一个人扛下来,权威专家和普通观众一致予以高度评价。

始于源而新于本——观中国音乐学院全新复排歌剧《原野》

2024年是中国音乐学院建院60周年,复排金湘作曲、万方编剧的歌剧《原野》,是该院院庆系列活动的重头戏。2024年6月14日、15日,由陈蔚执导、李心草执棒的全新版歌剧《原野》,在中央歌剧院连演两场,引发业界极大关注。歌剧《原野》自1987年由中国歌剧舞剧院首演以来,就因其在艺术上的突破性成就赢得无数赞誉。此后二三十年当中,这部作品不断被各地院团拿去学习、排演,版本无数。而中国音乐学院这一版的复排,可谓是“始于源而新于本”。

存在主义视野下的曹禺戏剧主题研究——以《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为中心

《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触及了存在主义哲学的诸多基本主题。《雷雨》时期,曹禺从感性层面探究了个体存在于世的荒诞体认,并于宗教意义上安置了个体的“被抛”绝望。《日出》更多地从认识论层面将此在荒诞性的“何以为此”导向了“公众意见”对个体独立性的把持与损害,《原野》同样在认识论层面将此在存在荒诞性“何以为此”导向了个体存在的“自欺”“蒙蔽”状态。《北京人》中,曹禺在认识论层面区分了“本真”与“非本真”两种生存状态以及“自欺”与“自为”两种存在选择,在方法论意义上坚定了此在带有革命意味的“自为”选择,并完成了自身由沉思者向行动者的跃进。

对半岛生态的话语重构与现代反思——论张炜长篇小说《我的原野盛宴》的生态叙事

不同于一些从事生态写作的作家对生态破坏现状的揭露与迫切追问,作家张炜始终以一种温和纯真的视角追忆完美纯净的自然生活。20世纪90年代至今,张炜在经年的文学耕读中孕育出生态与道德博弈的一篇篇力透纸背的生态力作。长篇小说《我的原野盛宴》问世后,不难发现其在此作中继承原初的自然精神与道德反思,打破自我复制的创作囹圄,加强了故事思想性的深层建构。在人与自然野物“对话”的童话中,他以少年童真为触角,触摸半岛的呼吸生态,秉持绝对虔诚的自然浪漫,描绘儿童视角中“最后一个”的心灵家园,终以优美诗性的创作实践表达生态回归的现代心理,完成其文学表达中蕴含的生态平衡。

歌剧《原野》“仇虎”人物性格及唱段分析--以第四幕为例

歌剧《原野》是我国著名作曲家金湘大师用心创作的优秀作品,也是我国在西方舞台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之一,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名望,并深受海内外观众的喜爱。它以唤醒人类灵魂之美为目标,以恢复和唤醒人们欣赏美、发现美,卸下桎梏人们灵魂与肉体的枷锁为出发点,批判了封建社会的桎梏性。作品极具创新性,作者大胆运用多重手法,在作品的难度和创新上做出了较大的改革,使该作品突破了传统歌剧本身的束缚性。

曹禺《原野》中的听觉叙事

曹禺的戏剧作品《原野》包含大量听觉叙事的表达,主要表现为多种听的行为、由人物对话连缀而成的声音事件、饱含内蕴的声音景观等,它们共同渗透进作者的艺术构想中。《原野》里主要有偷听和幻听两种听觉类型,偷听行为的发生可令读者更清晰地认识到人物的心理和地位处境;文本中的幻听多产生于人物因精神紊乱而引发的主观臆想,但其对于纾解人物自身的心理痛苦反而有一定作用。剧作中以火车声和镣铐声为主的声音景观,具有象征意义,品析由它们搭建起的听觉空间,利于读者把握人物心理走向,体会剧作者的创作思想。《原野》中的听觉叙事构成了推进文本空间演进的动力,也参与到对人物的创构中,且有效弥补了视听感知之间的差距。

浅析曹禺《原野》中焦母形象之“悲”

《原野》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曹禺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写的是一个冤冤相报的复仇故事。《原野》中的焦母是曹禺塑造的悲剧女性之一。她是一个强势、独断专行、凶狠恶毒、阴险狡诈的农村妇人,在丈夫去世后,她唯一的心愿就是守护儿子和孙子。面对复仇心切的仇虎,焦母处心积虑地掩饰焦家曾经犯下的恶行,最终还是以儿死孙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收场。本文试图从焦母形象之“悲”的体现、焦母形象之“悲”的原因来探析焦母这一悲剧形象。

论曹禺戏剧《原野》的意象类型

曹禺戏剧《原野》通过选取繁复奇异的意象和采用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法,或传达对原始生命活力的呼唤,或展现两种文明之间的博弈,或表达对人类复归精神家园的忠告等文本内涵。本文旨在选择三类意象进行分析,以揭示曹禺戏剧《原野》深刻的主题意蕴。《原野》中的三类意象分别是:闭锁式意象、理想式意象、张扬式意象。闭锁式意象包括:黑林子、铁镣、老屋和红灯;理想式意象包括:铁路、金子铺满的地方;张扬式意象包括:原野、森林、红花。

曹禺《原野》的色彩艺术分析

《原野》是曹禺于1937年创作的经典戏剧作品,也是曹禺唯一描写中国农村的作品。这部作品创作风格独特,故事内蕴丰富。通过文献检索,知网所收录的关键词为《原野》的期刊大概有400多篇,但从色彩的角度来解读这篇戏剧的文章数之寥寥。笔者试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简要分析戏剧《原野》中色彩词语的运用对戏剧文本内容呈现、主题表达的意义。

论《原野》与《麦克白》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原野》是曹禺先生的四大名剧之一,其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对西方戏剧经典的高妙化用与汲取养分后的全新再创造。《原野》的创作深受《麦克白》的影响,两者在“炼金诗学”“隐性艺术家设置”以及对人物“潜意识”的开掘与表现层面都存在着深层关联。

自由与命运的诗——浅析《原野》的戏剧情境设置

1937年,继《日出》之后,二十七岁的曹禺又写成了《原野》,题材也从家庭、社会转向了广阔的农村,但同样包含对命运和人性的深入思考,在中国戏剧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原野》采取的仍然是戏剧式结构,同时也融合了西方表现主义的方式,把梦幻和各种阴森的意象结合起来,探究极端环境下人物的心理变化,以一个极端的复仇故事展现出了复杂的人性冲突和黑暗社会对人性的摧残。《原野》的戏剧情境设置较之《雷雨》和《日出》有很大突破,虚与实相结合,人物塑造和戏剧性冲突都非常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