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外交视野下的厦门公民会与海后滩案(1921~1922)

1921年5月,太古洋行在厦门海后滩修建栈桥码头,触发中英主权争端,引发海后滩案。以商人势力为主导的厦门公民会不仅指派代表赴京请愿,还发起抵制太古洋行业务运动。英国政府不予交涉的强硬态度,遂致该团体抗争陷入困境,其继而鼓动舆论将抵制运动扩展至上海、汕头、南洋地区。缘此,太古洋行闽粤至南洋地区经济利益受损,甚至波及中英外交局势。1922年10月,迫于时局中英两国政府达成海后滩照例纳租协定。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五四时期国民外交运动热情渐趋高涨。商人群体通过请愿、经济绝交等方式,弥补了政府外交不足,在保卫国家利权的中外交涉中作用显著。

1921—1922年厦门海后滩案与中英交涉研究

厦门海后滩案缘于光绪四年海后滩章程中英文本含义的歧义,英方不顾厦门官民抗议,强行将其并入租界,最终引发旷日持久的抵制风潮。厦门公民会利用地域乡情及闽籍华侨所具有的地方性与国际化特点,使海后滩案从局限于厦门的地方悬案转为海内外闽籍华人关注的重要事件。福建地方当局的默许与支持,为该组织的运作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空间。英方初始并未将英商经济利益置于首位,基于传统的条约体制思维,采取强硬立场,忽视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太古洋行遭受严重经济损失,尤其是香港海员大罢工的爆发迫使英方改从现实利益出发,以海后滩权益的让步,换取风潮的终结。北洋外交部初期对海后滩案的漠视与不作为,使得该案悬而不决,此后在民众压力下被迫介入海案交涉,但其在国际外交与国内权威的弱势态势,使其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由此亦可窥知北洋外交所具有的局限性与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