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川白村“新浪漫主义”倡导与创造社

厨川白村在《近代文学十讲》等著述中对'新浪漫主义'产生的原因、特质等作了精辟而独到的论述。其对于'新浪漫主义'的阐释不仅在日本大正文坛形成共识,而且对创造社成员早期文学取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厨川白村认为,'新浪漫主义'更重主观、重心智、重情绪,是'情绪主观'的最为完美的文学。创造社也信奉这种崇尚自我表现的主观主义文艺观,认定表现自我、创造自我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

莎菲的恋爱至上主义:论丁玲的早期小说与厨川白村的恋爱论

1984年春,徐霞村让他的女儿顺道去北京探望丁玲,并帮他自己送信。徐霞村当时"记得丁玲有位叫杨没累的女同学",而丁玲的另一位老同学则曾向徐霞村谈及,"莎菲写的就是杨没累"。并向徐氏"介绍了杨没累的一些情况"。所以,他便希望丁玲能谈谈当年往事。1984年4月15日,丁玲便写了一封7页纸的回信给徐霞村,并用了3页纸的篇幅来谈杨没累。丁玲在信中并一再强调自己在1920年代时,与身边的年青人所共同感受到的"苦闷"情绪。本文将从这一丁玲的回忆线索入手,重新解读丁玲早期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并借此进一步探讨,20世纪初流行于日本和中国知识界的恋爱至上主义与灵肉一致论,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丁玲在五四时期的写作和思考方向。

厨川白村:郭沫若吸收唯美主义的重要中介

在郭沫若几篇涉及唯美主义的评论中,《批评——欣赏——检察》是较早的一篇,但却并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本文研究发现,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介绍唯美主义批评的目的在于批判自然主义和印象主义,他针对的是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本文通过将《批评——欣赏——检察》与厨川白村的《近代文学十讲》进行比较、对照,发现郭沫若对唯美主义批评的认识与厨川白村的介绍密不可分。而他对唯美主义批评观的认同和提倡,实际上与作为一种文艺思潮的唯美主义关系并不大,更多地是为了与文学研究会论争所采取的一种文艺策略。

创造社与“新浪漫主义”

五四时期,以创造社为代表在文坛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主情浪潮,被称为浪漫主义文学。其实,创造社的创作与其说师法于西方,不如说更接近于日本文坛热捧的"新浪漫主义",而厨川白村对于"新浪漫主义"的界定和阐释对创造社最具影响力。

在认识中阐释生命本体——鲁迅与厨川白村文艺观比较

文艺本体论和认识论文艺观代表了西方文艺美学发展史上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但在鲁迅和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中却出现了合流的趋势。这既是对二人文艺观的重新解读,揭示出鲁迅接受厨川白村的深层原因,也是对当代文艺学发展趋向的展望。

厨川白村与田汉的早期创作

在中国,受到以厨川白村为代表的文学观影响的人决不只是田汉一个人。但是,在受到这种影响的创造社同仁中,田汉是特别容易接受以厨川白村为代表的文学观的。田汉在创造社同仁中是唯一从留学初期就致力于文学的人。

《苦闷的象征》与弗洛伊德学说的传人——厨川白村研究之一

一、弗洛伊德学说的传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再次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学说的翻译如雨后春笋,80年代中期以后,单是《梦的解释》一书便有三种译本以上,其他的著作也陆续有了中译,而弗洛伊德的影响研究,也提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日程上.

《野草》与厨川白村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写于一九二四年九月至一九二六年四月,这期间,鲁迅翻译了日本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的理论著作《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鲁迅的《野草》深深地受到了厨川白村这两部著作的影响。

魯迅与廚川白村的文艺論著

鲁迅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活动中,从当时中国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曾在二十年代先后翻译了日本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的两部文艺论著《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探讨鲁迅魏译介绍厨川白村文艺论著的意图及其影响,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鲁迅的文艺观和思想发展的一些问题。

现代主义与《野草》创作中的艺术接受心理

中国五四新文学是在西方文学思潮的强大影响下开始步入艰难的现代化进程的,也由此开始了它和世界文学的真正对话。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达方式上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嬗变,产生了一批具有现代意识、观念和艺术特征的文学作品,《野草》无疑就属于这样的艺术世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它是鲁迅留给我们的一份高不可及的艺术范本,是屹立于散文诗发展史上的一座艺术奇峰。

“象征印象主义”就是表现主义

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鲁迅并不偏执于现实主义一端,他既属意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深刻犀利,也欣赏安特莱夫式的“神秘幽深”,曾认为文学的理想应该是“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即“

鲁迅不是象征主义者

听说,有位同志说鲁迅先生是象征主义者,有些同志在附和,算是研究散文诗《野草》的结论。《野草》在《鲁迅三十年集》的三十种书中是最薄的一册,即使这真是象征主义的作品,也不应该单凭《鲁迅全集》

“五四”以后鲁迅的唯物主义文艺思想

“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伟大而深刻的变动,文化思想战线上吹响了改革的号角.正确地认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黑暗现实,成了社会改革的前提.《新青年》杂志在倡导文学革命的同时.也倡导“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努力介绍西方、特别是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曾把雨果、左拉、歌德、狄更斯等近代民主作家作为楷模,希望中国也能产生“目无古人,赤裸裸的抒情写世,所谓代表时代之文豪”.这正表现出当时战斗的民主主义是和“赤裸裸的抒情写世”相结合的,它们共同体现出时代对文学的要求.

“拿来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初探——从《摩罗诗力说》到两个《艺术论》译本

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一文虽然写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但他“拿来主义”的实践和理论的萌芽却是很早的事,应该从《摩罗诗力说》算起。鲁迅先生的一生,可以说是“拿来主义”的榜样。但是,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仍然有人对“洋货”发生恐怖;也有人对“洋货”顶礼膜拜,鼓吹“全盘西化”。近来有人提出要引进外国文化,而一些人则感到震惊,认为技术、资金才能引进,文化怎能引进?因此,现在来探讨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并非多此一举。

谢六逸对“表象主义”的阐释与翻译

在19世纪20年代茅盾较早提倡了象征主义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创作,但其着眼点是在象征主义文学是否有利于社会变革等社会功用方面的。对此,谢六逸在借鉴日本评论家厨川白村相关评论的基础上,结合文艺自身发展规律,提出了相反的主张。通过中日文对读发现,谢六逸的文章基本上是对厨川白村文章的翻译。从翻译方法来看,谢六逸的译文侧重于移译。从译文质量来看,谢六逸的译文大致上是传达了原文意思的,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这一方面体现出谢六逸试图通过移译来引进日本文论用语的努力,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语言的相对匮乏。

《新营销》是你想要的平台吗?

日本作家厨川白村把文学艺术归结为“苦闷的象征”，说“向人生的道路进行的时候，我们就或呻，或叫，或怨嗟，或号泣”，这发出来的声音，就是文学艺术。

文艺社会学和文艺心理学的合流与厨川白村

如果说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文艺史上最基本的两种创作方法，那么，文艺社会学和文艺心理学则代表了文艺史上理论批评的两大基本方向。本文在对这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模式进行简要分析之后指出，它们的合流乃是文艺学研究的理想境界和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