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志》四十八卷

《西湖志》号称“西湖第一书”,雍正年间由浙江总督李卫主持修纂,吴焯、厉鹗、杭世骏、沈德潜等47位名家参与撰修,凡四十八卷,仿通志体例,分门记载,列目二十,并附有大量精美插图。此书是记载古代西湖和西湖文化历史的珍贵孤本,也是关于古西湖最具权威的一部“百科全书”,成为“西湖文化学”的起点。

“祧宋祢唐”:厉鹗诗学宗尚新议

厉鹗向来被视为清代雍乾诗坛宗宋的中坚力量,研究者通常从诗学主张、整理宋典、沈厉之争三个角度展开论证。但经过更加审慎的覆核,这些基本都不能成为认定厉鹗宗宋的依据。其整理宋典多半出于乡邦情怀,与沈德潜那场可疑的争执也至多是特殊政治生态下不甚起眼的小风波。最关键的是,在厉鹗含混平实的诗学主张中,实际还隐含着以唐为尊的观念。因此和时代风气暗中相异的是,厉鹗的诗学宗尚当谓为“祧宋祢唐”更切。

厉鹗简介

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又字雄飞,号樊榭、南湖花隐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著名诗人、学者,浙西词派中坚人物。终身未仕,继朱彝尊、查慎行为浙派盟主。主张作诗参以书卷,学习宋人,好用宋代典故,诗歌主要写山水,以杭州和西湖风景为主,重学问,主空灵,合写景与宗宋为一。

袁枚与浙派的诗学关系考论

袁枚最早用“浙派”一词,他所指称的“浙派”是指以厉鹗为代表的康雍乾时期由浙籍人构成的宗宋诗派。厉鹗等浙籍诗人倡导宋诗,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这是袁枚提出“浙派”的前提。袁枚提出这一命名后,“浙派”深入人心,浙派由此成为一个诗学流派。厉鹗与沈德潜的唐宋之争是诗派消长的外在标志,袁枚对浙派和格调派的双向批评推动了诗歌的发展。乾隆年间,沈德潜和袁枚相继成为诗坛盟主,浙派的争论具有诗学史的意义。袁枚参加了乾隆元年的博学鸿词科考试。这一次考试,他全面认识了浙派诗人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袁枚在《随园诗话》里不断表彰浙派诗作,他与浙派关系非同寻常。袁枚批评浙派的偏执,试图纠正其不良的创作倾向,他是浙派的修正者。

厉鹗与浙西词派词学理论的建构

厉鹗是浙西词派中期的代表作家,也是一位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词学理论家。在他手中,浙西词派的词学理论体系更趋严密,词派建设意识更为自觉,创作内容更加丰富,词艺也更为精湛。他论词既推尊词体,宗法周邦彦、姜夔、张炎,倡导醇雅、清空词风,又强调寄托,注重词作的现实意义。厉鹗的词学理论既是浙西词派前期代表朱彝尊、汪森等人词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又对浙西词派后期代表吴锡麒、郭麐等人的词学理论有所启发,在浙西词派词学理论发展史上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厉鹗扬州交游考略

浙派中期领袖厉鹗的文学活动极为密切地与他的交游联系在一起,构成其交游活动的一个极具特色的重要方面。厉鹗一生足迹,主要集中在杭州、扬州两地,其中尤以扬州的交游与文学活动最有意义。厉鹗在扬州除与"扬州二马"等著名盐商频繁交往外,还与寓居或时常往来于扬州的"扬州八怪"、全祖望、杭世骏、陈章等著名文人,以及盐官卢见曾等联系密切。深入考辨厉鹗的扬州交游活动,不仅可以明晰厉鹗的生平和思想,而且可以更好地认识厉鹗及其浙派在清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风尘耻作吏,山水事幽讨——论厉鹗的人格特征及对其诗词风格论的影响

厉鹗是清诗浙派、浙西词派的中坚与巨匠,他身处“康乾盛世”,却“不谐于俗”,别具“风尘耻作吏,山水事幽讨”的人格个性。这主要表现于他独善其身、自甘恬淡的人格理想,厌弃尘世、渴求解脱的隐逸心态,以及宦情淡薄、绝意仕进而向往自然、寄情山水的惯常行为。这种人格特征的形成,一方面与其身世及个人经历有关,另一方面与他所处时代文化背景的影响密不可分。缘于其独特的人格个性,厉鹗提出以“清”为审美典范的诗词风格论,并集人品、诗品、词品于一身,创作了大量清雅幽隽、空灵淡远的诗词作品而饮誉后世。

凭仗君扶大雅轮——从樊榭集外书札一通之考证论厉鹗在雍、乾诗坛的地位

从厉鹗集外一通书札作年之考证入手,以雍正一朝十三年风波迭起的政治局势及相关案狱为背景,勾勒出天津水西庄查氏与扬州小玲珑山馆马氏在“盛世”的雷霆风雨中聚合江浙才杰之士的人文态势及生成之内因,进而透过对野逸诗人群体性与动态性的把握,凸显厉鹗在雍、乾之际文坛的地位,为廓清樊榭在文学史中的面目做准备。

袁枚与清代诗学批评

清代诗论家袁枚以其“性灵说”为批评依据,于清代康乾诗坛重点批评了神韵派王士、浙派厉鹗、格调派沈德潜以及肌理派翁方纲等重要诗家的诗学,对其不符合“性灵说”的观点与创作予以批判,而对与“性灵说”暗合之处予以肯定。其目的是为倡导“性灵说”诗论扫除障碍。

论查礼在浙派诗文化活动中的东道主地位及其贡献——兼论浙派宗主厉鹗的水西缘

查礼是浙派水西庄活动平台重要的东道主。水西庄活动平台不但藏书丰富,而且家刻本流传众多。在这一平台,查礼的文化地位仅次于査为仁,而发挥的作用更为独特。一方面,他亲身参与浙派诗文化活动,具有重要的诗歌创作实绩;另一方面,查礼与众多浙派诗群成员交谊深厚,频相唱和。就这一活动平台而论,浙派宗主厉鹗在此著成《绝妙好辞笺》,且得与査为仁、查礼兄弟相唱和,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袁枚批评浙派

袁枚以其“性灵说”为准绳 ,对清代康乾浙派朱彝尊、查慎行、厉鹗皆有评论 ,对其与“性灵说”符合之处予以肯定 ,对不符合“性灵说”之处则予以批评。其目的是为倡导“性灵说”

“唐宋互参论”辨——厉鹗“宗唐说”献疑

面对唐诗,清代宗宋派诗人厉鹗表现出不否定、不忽视的态度。并且他看待诗歌发展的具体问题时,曾有"诗不可以无体,而不当有派"、"物穷则变,变则通"的观点。不少研究者由这些诗论得出厉鹗诗学观乃"宏通的宗唐宗宋观"、"兼采互参"的结论。其实,这些个别涉及唐诗的诗论并不足以作为他宗唐的证据。厉鹗作为一个宗宋者并不意味着他不能认同唐诗自有的精华。面对唐诗,厉鹗采取认可的态度也有其背后的原因。他的基本态度是:以较为公允的态度看待唐诗,不否定唐诗,甚至有时承认唐诗的可取之处,但这并不等同于主唐、宗唐,也尚未达到所谓的"唐宋互参"的地步。在清代唐、宋之争的诗潮中,厉鹗始终是个坚定的宗宋派。

厉鹗与水西庄查氏的文学交游及其意义

厉鹗与水西庄查氏会面之前的诗文往来赠答,是一个探知对方、寻求认同、磨合彼此的双向互动过程。之后厉鹗的天津之旅,从个体意义上说,实现了两位志趣相投的诗坛知己会面的夙愿,《绝妙好词笺》正是两人合作的结晶;同时,在查为仁的导示之下,厉鹗困惑已久的"穷达"观念得以最终醒悟。从公共意义上说,南北两位在野诗坛领袖的首次会晤,意味着南北诗坛的联结。作为南北在野诗坛异地联合吟唱的一种新颖独特的形式,《拟乐府补题》的结集刊行是雍乾之际南北在野诗坛互动交流和会通融合的重要标志。

厉鹗山水诗特点初探

清代浙派领袖厉鹗一生创作了许多以江南山水为主要题材的诗歌，堪称山水诗人。由于仕途多次受挫以及不谐俗的孤僻个性，厉氏宦情淡薄而转向山水自然，以求得涤荡胸襟、消解苦闷。生活阅历狭窄与气质情趣的孤澹，决定了厉氏偏爱描写清寒、孤寂的山水之境；而逃禅倾向，又使厉氏喜写佛寺山水，以得禅悦之趣。虽然其诗风格欠丰富，又好用僻典替字，但清幽的风格、典雅的文词，使厉氏山水诗于王士、朱彝尊之外自树一帜，并影响到浙派诗人创作旨趣。

“扬州二马”与“浙派”中期词的兴起

雍乾之际,在科举仕途拥塞、文字狱猖獗和思想钳制极为严酷的历史背景下,"扬州二马"的小玲珑山馆,不仅为众多寒士提供了生存的必要条件和思想交流的必要场所,其浓郁的文化氛围更成为士人对抗世俗、保持人格独立的精神家园。这一切对"浙派"中期词的兴起无疑具有推助之功。

《南宋院画录》研究补遗

《南宋院画录》反映了后世对南宋画史的接受。四库馆臣曾言此书“征引渊博”,但编者厉鹗有时疏于考证致使此书部分内容与原出处不一致。这不仅有可能混淆南宋画史的真实情况,也可能使此书陷入不可信之境地。厉鹗与南宋院画隐含着地域文化关联,其对南宋院画的推崇和维护影响了摘引内容的取舍,这一点鲜有学者研究。

“朝野离立”背景下的诗学论争:沈德潜与厉鹗关系辨

沈德潜与厉鹗是雍乾时期在朝诗人与在野诗人的代表,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清代诗史中"朝野离立"诗学特点的典型。沈德潜与厉鹗于雍正九年共入《西湖志》志局时相识,彼时二人诗学观虽有分歧,但相处融洽。随着乾隆年间沈德潜地位的不断提高,他开始公开指责厉鹗偏于宋调的创作方式,并最终通过《国朝诗别裁集》的评选,将厉鹗诗歌纳入自己宗唐的诗学体系。

浙派诗文化活动诠真——以厉鹗为中心

以厉鹗为领袖的浙派通过韩江雅集、湖南诗社、焦山纪游,通过诗歌唱和活动,一方面完成了其以诗歌创作活动为中心的诗派成员的凝聚任务,另一方面,也使得浙派诸人的心志得以显现,实为浙派诗文化活动的真义所在。

论清人评《瀛奎律髓》之得失及其启示

一、引言 清厉鹗撰《宋诗纪事》，其序云： 宋承五季衰敝，后大兴文教雅道，克振其诗，与唐在合离间，而诗人之盛，视唐且过之。厉氏编撰纪事之旨，正是欲变明人崇尚唐音、轻忽宋调之弊，给予宋诗以应有的地位和评价。而其所选诗作、品评等，采自《瀛奎律髓》者甚多，可见宋元之际的方回对宋诗的研究与三百余年之后的厉鹗竟多有契合之处。

厉鹗词论之创见及浙派词学旨归

清代浙派词以“雅正”为词学旨归。其内涵包括:倡醇雅———反对淫语艳词,力求雅洁清新,脱去亵秽;贬伉直———主张婉曲含蓄,认为词之正宗风雅蕴藉,排斥苏、辛一派的豪放词;标骚雅———提倡寄兴托意,借香草美人寄寓家国身世之感。厉鹗是浙派词中期的领袖和巨匠,对“雅正”说加以补充和深化。其词论独特之处首先是明确揭示“雅正”的标准是“格高韵胜”,其次是将寄托的主旨由家国之恨转为内里情志,此外就是对词体的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