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农村政治精英的去农村化、老板化及其伦理困境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随着乡镇企业的私有化产权改革,诞生了一批企业老板。在苏南地区,地方政府出于种种目的安排或同意一些老板出任其企业所在村的党委书记,也成了一种普遍现象。这些双重身份的书记在特定背景下,为自己营造出一片可观的个人化自由政治空间。而乡镇企业的市场化、私有化和户籍约束的松动则改变了农村政治精英的基本身份,重塑了他们的性质,使之"去农村化"和"老板化"。他们因之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对其所担负的政治精英角色进行一番前所未有的演绎——把村庄当作企业战略的一种延伸进行投资和治理。新的角色定位背后蕴含着一种伦理精神,熊彼特称之为"企业家精神"。它与传统集体主义的伦理关怀必然会产生内在紧张,而后者恰恰是广大村民所坚持和信守的,也是他们对农村政治精英的伦理诉求。这就使改制后的苏南农村治理陷于一种伦理困境当中。

基于想象抑或排斥的农村教育

几十年来,农村教育一直是一个被关注的问题,但是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的差距丝毫没有因为被关注而缩小。盲目夸大农村教育的作用以及对农村教育"非农化"的批评,既与社会发展趋势悖逆,更无益于农村教育发展。

苏南农村政治精英的转型及其伦理困境

苏南地区一些出任其企业所在村党委书记的老板,为自己营造出一片可观的个人化自由政治空间。而乡镇企业的市场化、私有化和户籍约束的松动则改变了农村政治精英的基本身份,使之“去农村化”和“老板化”。他们因之以全新的姿态对作为企业战略一种延伸的村庄进行投资和治理。新的角色定位背后蕴含着一种伦理精神,它与传统集体主义的伦理关怀必然会产生内在紧张。而后者恰恰是广大村民所坚持和信守的,这就使改制后的苏南农村治理陷于一种伦理困境之中。

城镇化首先应是人的现代化

'粗放式去农村化'尚不能与现代化画上等号。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11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473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乡村人口为65656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1.27%,大陆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2010年,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分别是66979万人和67112万人。一般来说,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比重标志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达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