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平台用工“去劳动关系化”的表征、挑战与应对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在转型发展和促进就业方面有着重要贡献。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平台—参与者”为特征的新就业形态成为社会发展的“应时之需”,但平台用工存在“去劳动关系化”现象,其特征表现为劳动关系隐蔽化、公共事务责任缺失化、零工劳动者权益保障脆弱化及政府公共资源供给成本扩大化,并对传统社保体系、就业发展、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及集体协商和民主参与制度等提出挑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应对平台用工“去劳动关系化”带来的不利影响,需要加快制定劳动基准法、加强政府对平台企业用工的监管、明确平台企业的用工主体责任、构建零工特色社保体系、发挥工会在维护零工劳动者合法权益中的独特作用,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资关系,让零工劳动者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

平台用工“去劳动关系化”的裁审困境与制度应对——以外卖配送员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的案件为样本

平台用工“去劳动关系化”以注册个体工商户为典型表现,引发了裁审实践中用工关系法律定性、用工责任主体确定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制度分析可知,个体工商户的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不明确以及劳动关系认定规则无法识别隐蔽雇佣,是出现裁审困境的原因。为解决以上问题,平台用工争议的处理应当坚持劳动关系认定优先原则,明确个体工商户的劳动关系主体资格,适用混同用工规则确定用工责任主体,以实现对平台劳务提供者权益的有效保障。

灵活用工、隐蔽剥削及其治理路径——以“去劳动关系化”为视角

以“去劳动关系化”为视角分析灵活用工形成的时空原因可以发现,灵活用工与非正规经济发展联系密切,它产生的动因在于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修复与世界市场体系的分工,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受到了平台经济的推动与深化。隐蔽剥削伴随着灵活用工而产生,它是从强迫的非法性与社会公正层面理解的社会必要剥削,表现为平台经济依托数字技术,将实体经济运营成本的降低转变为对更广泛劳动者闲散劳动时间的榨取。隐蔽剥削是社会不公正现象,需要以整体性、制度性、主体性相结合的方式加以治理。

网络平台经济中“去劳动关系化”的动因及治理

'去劳动关系化'包括去劳动合同化用工、去雇主化就业、遮蔽事实劳动关系等情形,实质是去除雇佣或从事从属性劳动的束缚。网络平台经济中,'去劳动关系化'的经济动因是平台低成本灵活用工和网约工寻求自由高收益;技术动因是数字化知识和信息成为关键生产要素,重塑了劳资关系从属性;制度动因是劳动关系认定和'两分法'权益保护制度存在盲区,助长了机会主义行为。'去劳动关系化'可以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但降低了其安全性。其治理取向是:与时俱进地调整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推进'劳动从属性由弱到强,法律规制由宽到严';弱化社保缴纳、劳动标准执行与劳动关系的关联性,优化社会保障和劳动者技能培训体系;优化劳动保障监察和争议处理机制,严惩遮蔽事实劳动关系行为。

外卖平台用工去劳动关系化的法律规制

外卖平台用工去劳动关系化的经济动因是降低高额的用工成本支出和避免对骑手因送外卖致人损害产生的侵权责任承担替代责任。技术动因是利用平台系统构建起包含指导机制、评估机制和奖惩机制三大机制的“控制系统”,对外卖骑手实现全方位、隐性化和柔性化的管理和控制。制度动因是非此即彼的“雇员-独立承包人”二分法为外卖平台去劳动关系化提供了制度空间。外卖平台去劳动关系化会剥夺骑手通过正常劳动关系获得的安全、福利和保障,并影响国家税收。对于外卖平台企业去劳动关系化的法律规制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改进二分法认定外卖平台用工劳动关系,采用“抽象从属性标准+综合要素标准”的认定标准。二是建立平台去劳动关系化的法律惩罚机制,对违规的外卖平台企业进行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三是完善对平台用工关系的社会保护机制,完善政府、工会、平台、消费者协同共促的社会保护体系。

共同富裕进程中劳动精神培育的现实挑战及其应对

劳动精神的培育弘扬对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具有重要价值和作用。然而在现实操作层面,劳动精神培育却面临来自人之“趋逸避劳”生命保全本能的矛盾两难,人工智能浪潮伴随的“去劳动”疑虑恐慌,高压社会所致的“反劳动”症候趋向,以及“奢靡享乐”等消费主义思潮的消解夹击等诸多现实挑战。集国家、政府、社会及培育者等多方力量,找准劳动者“人性”与“需要”的最佳结合,发挥政府、社会“赋能”与“正风”的双重功效,探寻劳动精神“生发”与“维系”的内在规律,是应对上述难点与挑战的有效之策。

“去劳动关系化”下平台劳务提供者保护的反垄断法介入

在数字劳工平台企业用工“去劳动关系化”趋势下,具备一定从属性的平台劳务提供者难以被认定为从属性劳动者,其劳动法保护陷入困境。当平台劳务提供者以独立承包人的身份与平台企业达成用工合同时,平台用工关系作为经济活动中经营者间的交易关系,应当属于反垄断法规制对象。反垄断法介入平台用工关系具备现实必要、理论基础和规范依据。分析数字劳工平台企业的市场力量和用工行为可知,平台企业对平台劳务提供者的用工“控制”涉嫌构成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行为,但为平衡平台劳务提供者保护和平台经济发展之价值冲突,应当审慎对数字劳工平台企业实施反垄断处罚。

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法律身份认定难题及法律保护路径

在新就业形态下,平台用工方式呈现出了用工方去组织体化、劳动者就业灵活化、双方法律关系去劳动关系化的特征,使得劳动者法律身份难以认定。“不完全劳动关系”概念的提出,为解决劳动者身份认定难题指明了方向,但因在相关立法中尚无明确的对应规则,在现实界定中仍然存在障碍。文章从不完全劳动关系的界定应坚持平衡灵活性与安全性、避免不完全劳动关系泛化、严格认定平台企业用工责任三个方面分析,探求劳动者法律保护的方向和路径。

数字劳动过程中的“去劳动关系化” 现象、本质与中国应对

“去劳动关系化”是数字劳动过程中出现的新趋势“非雇佣制”“众包”“共享”“零工”“劳资合作”等是“去劳动关系化”的具体形式。随着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向实际隶属转向,“去劳动关系化”成了资本追求更多剩余价值的介质和工具“去劳动关系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增加了就业的不稳定性,使得数字劳动者在劳资冲突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中国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要积极应对数字劳动过程中“去劳动关系化”带来的不利影响,重点是要建立健全数字劳动过程中的风险识别机制、权利保障机制、社会保险机制和政府规制机制,努力构建和谐劳资关系,让数字劳动者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

数字利维坦下的劳动者权益困境及对策分析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复苏、推动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在发展经济和促进就业方面有着重要贡献。但最先进入数字经济领域的头部互联网企业,凭借早期的技术、资本和数据积累,构建起"数字利维坦"(Digital Leviathan),进而通过数字技术及其自身的支配地位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控制劳动者,造成劳动者权益受损。数字利维坦造成劳动者权益保护困境的原因,既与数字经济下新的用工形式有关,也与社会保障相对滞后、部分企业违法用工、工会维权职能发挥不足有关。因此,应通过完善制度建设、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充分发挥工会的协调和监督作用等方式,强化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

数字化、劳动关系转变与社会保险变革

数字经济发展模糊了传统劳动关系,数字产业导致就业结构变化,数字化使得劳资之间的雇佣关系呈现弹性化以及“去劳动关系化”。工业经济以来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并未对数字从业劳动者实现全覆盖,尤其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零工劳动者,造成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公平受损。政府应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和社会保险参保资格,将游离于社会保险体系之外的劳动者纳入社会保险制度范围;借助数字化实现有效的社会保险合规化管理,提高社会保险征缴合规性,促进社会保险可持续性与财政支出安全。

数字劳务平台就业者权益保障体系构建

依托数字平台企业的新就业形态迅猛发展,成为促就业、惠民生的重要抓手。与此同时,数字平台劳务用工过程中“去劳动关系化”与“再劳动关系化”屡见不鲜,带来了就业不稳定、劳动争议增多、劳动不公正等问题,损害就业者权益,使其处于弱势地位。依靠我国传统法律对此难以发挥充分的救济作用,数字平台就业者只能根据实际情况理性选择就业者法律保护路径。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实现数字平台经济发展和数字平台就业者权益保障双赢的效果,应让多方主体参与构建就业者权益保障体系,具体而言,就业者和数字平台应增强自身权责意识、人社部门应健全就业者社会保障制度、政府部门应构建多部门参与的数字平台就业关系监管体系、司法部门应加强对就业者权益的司法保护,此外还应探索建立就业者维权公益组织,以加大数字平台就业者权益保障的力度。

新技术变革时代“人”的变迁与社会法回应

近代社会,个人被抽象为无差别、理性且平等的主体,资本家以“契约自治”之名对劳动者实行残酷的剥削,唤起了人们对抽象人之理论预设的反思。由此,扶助弱者、带有倾斜保护意蕴的社会立法兴起。互联网技术催生的平台经济在拉动就业的同时,也消解着传统劳动关系。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使得低技能劳动者、从事常规工作的中间阶层面临被就业市场淘汰的风险。公私法融合属性的社会法制度,在应对灵活就业和技术失业问题上显得乏力,社会法应向更纯粹的私法和更广泛的公法靠拢,分类协同规范相关社会关系:充分尊重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自治,淡化劳动合同中不必要的管制色彩;从人权保护视角重新定位劳动基准法,将受教育权的国家义务具体化,建立以全民基本收入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