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工业化”的类型、成因与中国应对

当前,中国正处于由工业化中后期向高质量工业化后期艰难转型阶段,但已经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现象,引发广大学者对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和政治安全是否会受其负面影响的担忧。在界定“去工业化”类型及其影响的基础上,提出制造业是创新之源、强国之基、国民经济健康的压舱石,不可盲目追求产业结构服务化,应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降低生产成本、优化空间布局、与先进服务业融合发展等举措促进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对过早去工业化阻滞作用的定量分析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比重不断下降,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问题。对此,基于创新驱动发展理念,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究高技术产业发展对过早去工业化的阻滞作用及其机制。理论析表明,高技术产业发展能够促进制造业升级、提升制造业投资和就业吸引力,阻滞过早去工业化:一方面通过促进制造业规模扩张和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避免劳动力过度流入传统服务业即抑制逆库兹涅茨化;另一方面通过抑制虚拟经济过度发展,防止脱实向虚。进一步利用中国31个省份2004—2021年数据,以工业增加值占比作为去工业化的代理变量、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工业增加值比重代表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运用带有倒“U”型曲线的调节效应检验模型,构造转移份额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以及替换解释变量为实体经济比重、被解释变量为二三产劳动生产率比值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发展能够使得工业比重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化的倒“U”型曲线转折点右移,并使得曲线变得更为平滑;高技术产业发展通过抑制经济脱实向虚和经济结构逆库兹涅茨化阻滞过早去工业化。

需求结构变迁与中国产业结构的动态演进——兼论中国的“去工业化”问题

本研究集中讨论最终需求结构的变迁是如何影响中国产业结构动态演进的。本文基于非竞争投入产出表构建产业结构变动的LMDI因素分解模型,实证分析了1997—2018年长周期以及1997—2008年与2008—2018年两个短周期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无论是长周期还是两个短周期,只有“需求模式”变动带动的产业结构变动方向与三次产业结构实际变动的方向完全一致,表明两类最终需求结构的变化是中国产业结构变化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而在两类需求结构中,各最终需求项产业构成的变动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力要比最终需求结构变动的影响力更大一些。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各最终需求项产业构成变动的影响中,又以国内消费的产业构成变动影响最大,国内投资次之,中间品与最终品出口的影响最小。在未来国内消费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驱动力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的上升将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趋势,但适度扩大最终需求中的投资以及出口的份额可一定程度地延缓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比重“过早、过快”的下降趋势。

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了“去工业化”吗?——兼论其结构性减速补偿效应

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潜能,这能否成为应对“去工业化”的有效手段并对其导致的结构性减速形成补偿效应,则有待考察。本文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去工业化”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基于2011—2019年中国沪深A股工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去工业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考察结构性减速补偿效应。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抑制了“去工业化”,并呈现一定的企业属性和城市层级异质性特征,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营业成本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发挥对“去工业化”的抑制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结构性减速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则在这一影响中发挥结构性减速补偿效应。

制造业何以不振:激励机制视角下菲律宾的去工业化

制造业的规模扩张与技术升级进程出现停滞甚至逆转,是当代后发国家面临的重要挑战。现有文献主要解读不同国家间出现去工业化的共性原因,尚未系统解释国别差异。本文提出从国内经济条件出发,同时关注微观层面激励机制的框架,以此对菲律宾的结构转型进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20世纪末以来的菲律宾结构转型以中低端服务业的扩张为主,抑制了生产率的持续提升与发展成果的共享。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激励结构的扭曲:菲律宾政府并未积极改善境内产业园区的治理水平以吸引国际投资者,反而在金融、地产等领域纵容了较高程度的寡头垄断与寻租行为,从而导致经济资源向非制造业与境外流动。本文的结论对发展理论与政策实践都有所启示。

可持续城市发展视角下的工业建筑再生与去工业化设计研究

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工业建筑的再生与去工业化设计已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主要采用实证分析法和系统研究法,从可持续城市发展的角度出发,深入剖析该视角下工业建筑再生与去工业化设计的重要性,提出可持续城市发展视角下的工业建筑再生方式,具体包括功能转换、空间重组、表皮更新、技术应用等;研究发现,通过弱化工业特征、注重景观融合及标识系统设计,能极大程度上降低工业建筑的能耗和污染排放量,加快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进程。

表皮设计的去工业化——以垃圾焚烧发电厂建筑为例

在“去工业化”建筑设计的背景下,通过采用新颖的表皮技术、表皮材料和装配工艺,创造出更具地域性、生态友好的“去工业化”建筑设计,使工业建筑更好地与周围环境和谐共生。

环境规制加速了中国老工业城市“去工业化”吗?

以“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政策为外生冲击,基于双重差分法,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统计数据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中国老工业城市去工业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节能减排目标政策的推出并未加速全国范围去工业化,但加速了老工业城市的去工业化,同时政策效应在国有企业、高污染行业企业、资源依赖性较强城市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节能减排目标政策对老工业城市去工业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资本流失和创新挤出实现的。基于此,提出通过动能转换、效率提升等应对环境规制约束下区域去工业化问题的对策建议。

发展中大国去工业化经济风险:识别、评价与预测

在逆全球化浪潮叠加贸易战乃至地区局部冲突的背景下,去工业化对发展中大国而言隐藏着更大的经济风险,包括产品风险、要素风险、市场风险和外汇风险。通过构建包括压力、状态、响应3个维度26项指标体系,对14个发展中大国去工业化经济风险进行评价与预测。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去工业化经济风险整体呈现波动中下降态势,处于中低风险区域;从状态维度来看,中国表现最好,与产业转型、自主创新方面的努力分不开;从响应维度来看,中国在普及教育、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以及促进社会治理方面作出了较好响应。需要重视去工业化可能带来的经济风险,防止人为因素或过度加码政策导致的过快去工业化,加强教育、科技、人才三大战略统筹实施,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中国是否“过早去工业化”:判断标准、基本事实与影响因素

“十四五”期间,在内外部环境共同作用下,中国制造业将进入新机遇与新挑战并存的新阶段。只有认清现阶段中国制造业发展的趋势与特征,才能在新阶段为其找准新定位,为今后行稳致远提供重要依据。将研究视角聚焦于近年来引起众多关注的中国加速去工业化趋势,基于标准化判断方法来研判,中国尚未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现象。从统计分析来看,中国于2012年告别了工业化高峰期,开始出现制造业份额加速下降趋势,但使用实际增加值份额衡量的去工业化速度慢于名义增加值份额衡量的速度,使用就业份额衡量的去工业化速度慢于增加值份额衡量的速度。从理论角度和事实角度深入探究后发现,需求偏好升级、相对技术增速改变、国际贸易冲击和全球价值链是近年来中国加速去工业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适应需求偏好升级,着力发展新型制造产品,紧抓科技革命契机,加快推动战略新兴产业,立足贸易发展新格局,建设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理应成为“十四五”期间中国保持制造业占比稳定、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的题中之义。

去工业化、经济增长与区域协调发展——基于土地资源错配的视角

针对我国近年来的“去工业化”现象,本文通过280座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及城市地形和省级审批建设用地占比构造的工具变量,从土地资源错配视角考察了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仍然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过快、过早地去工业化不利于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而土地资源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双重错配是导致我国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的重要原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较高的城镇化水平以及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增强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本文为新时期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及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去工业化效应研究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应保证制造业比重的基本稳定。为探究迅速增加的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会对中国去工业化产生影响,基于中国2005—2018年27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验证了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去工业化效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投资来源区域、投资主体所有制、投资动机的不同会使去工业化效应产生明显差别。机制检验表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直接替代效应和投资挤出效应对去工业化水平产生影响。

去工业化成因的比较分析——基于15个去工业化国家的投入产出分析

近年来,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份额和就业份额已经出现了显著的下降趋势,展现出了“过早”、“过快”去工业化的发展态势,中央为此提出了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发展要求。文章通过对15个去工业化国家的投入产出分解分析,将制造业增加值份额的下降分为了相对增加值率、国内供给率、生产结构、最终需求结构和最终需求量五个因素所引起的变化。分解发现,国内供给率、生产结构、最终需求结构因素是导致大部分国家去工业化的主要原因,而生产结构、最终需求结构和最终需求量因素是导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份额下降的原因。中国最终需求中对制造业需求降低是由于消费结构中制造业份额下降和出口需求降低。为此,要确保中国制造业份额稳定和经济的平稳发展需要进一步推动自主创新,扩大国际国内制造业市场;提升中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创造制造业新需求;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生产性服务业,缓解去工业化导致的经济增长放缓。

去工业化的碳排放脱钩效应——来自黄河流域县域经济体的经验证据

工业化过程对化石能源的消耗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相脱钩,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研究基于黄河流域县域经济体2010—2019年的数据,与通过卫星灯光测算得到的碳排放数据相匹配,实证检验“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相脱钩的影响,比较“正常去工业化”与“过早去工业化”影响的差异,并探讨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调节效应和地区的路径依赖效应。研究发现:“去工业化”有助于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相脱钩;“过早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相脱钩的影响弱于“正常去工业化”;“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相脱钩的影响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密切相关,并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效应。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越强,“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相脱钩的正向效应越明显;“碳脱钩”水平越高的地区,“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相脱钩的影响效应越强。因而,对于发达地区,去工业化与低碳发展是内在统一的,而对于欠发达地区和资源依赖型的地区,去工业化并非低碳发展的良方。

自然语境下的去工业化设计——浅析杭州九峰垃圾焚烧发电工程

九峰垃圾焚烧发电工程项目应城市发展需求而生,项目初期遭遇“邻避效应”,要求建筑做到“去工业化设计”。从建筑设计、场地设计、立面控制等方面对项目进行阐述,分析了在自然语境中,如何对工业建筑进行“去工业化设计”,以及如何创造环境友好、因地制宜的新时代工业建筑形象。

浅析过道路桁架去工业化方案

顺应国家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全社会都在提倡绿色、环保生态等理念,去工业化的概念应运而生。在城市及周边的煤电、燃机等工程中,去工业化的研究主要针对电厂内部建筑物单体的外立面、造型,以及周边环境等方面进行。本文依托某工程对穿越城市道路的桁架,从结构、美观、经济、可实施性等方面进行去工业化方案的研究,形成三个可行性设计方案,研究思路可为同类项目提供参考。

工业建筑“去工业化”设计研究

工业化设计的工业建筑是建筑工艺进步的重要标志。从早期的装配式框架结构到如今的钢结构体系,工业建筑经历了多次变革。然而,工业建筑在我国建筑领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现状并没有发生本质性改变。为寻求工业建筑去工业化设计的可行方法,在研究其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本文从工业建筑的建造方式入手,进行去工业化设计探索,从而为工业建筑去工业化设计提供借鉴,提出了一种“去工业化”的设计策略。

我国“去工业化”的现状特征与原因分析

本文提出了区分正常的“去工业化”和“过度去工业化”的五条判断标准,并以此为标准对我国“去工业化”现象进行多维度的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存在过早、过快“去工业化”的特征,并且导致了效率提升放缓和制造业外迁苗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过度去工业化”倾向。究其原因,全球范围内制造业比重下降是我国出现“过度去工业化”的客观背景,内生动力不足是根本原因,资源要素错配是重要因素,要素成本上升和外部环境变化是主要推手。为此,建议加快实施“深度工业化”战略,着力营造有利于要素优化配置和领军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积极对冲“过度去工业化”的负面影响,促进工业化向纵深推进。

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美国的“去工业化”和“再城市化”现象及其启示

美国 2 0世纪产业结构变化的突出现象是“去工业化”和与信息产业相关的新兴产业的崛起。伴随产业结构变化 ,人口区域分布也经历了“非都市转折”和“再城市化”的过程。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城市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对我国来说 ,重视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产业支撑 ,根据区域发展格局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演进实施不同的城市化发展模式 ,尤为重要。

发达国家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问题探析

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去工业化进程明显,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理论和现实的考虑,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呼声日益高涨。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审时度势,进行前瞻性的战略布局,最大化寻求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进程中的机会,实现新一轮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