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去激进化:新加坡“宗教康复小组”的措施与启示

为应对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威胁,新加坡于2003年成立"宗教康复小组",该小组是从宗教角度去激进化的重要组织。"宗教康复小组"纠正被拘押者的极端宗教思想,帮助他们在释放后重回社会,也对广大穆斯林社区进行防范宗教极端主义的公共教育,鼓励穆斯林青年树立正确的宗教观念,避免极端思想对社区的渗透。成立十几年来,"宗教康复小组"结合政府、高校、社会的力量,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反击极端组织对伊斯兰经典的一系列扭曲和误读,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也存在局限性。

从《谢利》看英国现状小说的“去激进化”及其价值

通过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谢利》深入分析"英国现状小说"与宪章派、卢德派等激进社会运动之间的关联,从而进一步探讨这种类型的小说在维多利亚中期"去激进化"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反恐语境下东南亚国家去激进化策略及其反思——以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为例

受"伊斯兰国"的影响,近年东南亚的极端主义有所滋长,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这种背景下,武力打击只是治标之策,并不能从根本上抑制极端主义的传播和危害。为了更好地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有效抑制极端主义,各国需要制定更能治本的去激进化措施。在东南亚各国中,新加坡针对极端人员的激进化过程制定了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从心理、宗教和社会等多方面入手,加强防范、干预和监督,取得了明显成效。相比之下,印尼和菲律宾的去激进化措施并不全面,执行效果也并不显著。总之,打击极端主义不仅要从武力打击入手,还应包含更有针对性的去激进化措施以及更有效的国际合作。

马来西亚“柔性”反恐政策评析--以去激进化为视角

"柔性"措施是反恐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武力反恐相对应。当前,单纯的武力打击并非反恐的最佳选择,反恐需要更为全面的"柔性"政策。由于历史、宗教、民族等方面的不同,东南亚各国反恐政策各有侧重,从实践效果看,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反恐成效最为突出。马来西亚结合历史经验,制定了武力打击与"柔性"措施相融合的反恐政策,尤其重视对武装分子的去激进化改造并取得了良好成效。尽管马来西亚仍面临"伊斯兰国"(IS)等极端势力扩散、转移带来的安全威胁,但不可否认,其"柔性"反恐政策中的去激进化措施对于宗教极端思想的蔓延、恐怖主义的扩散等起到了预防、遏制作用。未来,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反恐交流合作亦是马来西亚反恐政策的有益补充。

去激进化反恐策略的“印尼模式”评析

去激进化是"柔性反恐"理念得以实践的重要举措之一,近年来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作为东南亚的伊斯兰大国,印尼政府结合国内实际,长期致力于开展去激进化领域的各项工作,并在机制建设方面独辟蹊径,逐步形成富有特色的"印尼模式"。相比其他国家的去激进化策略,"印尼模式"的理念建构更为现实,实施手段更具针对性,且充分整合、利用了政府内外的资源。与此同时,该模式在运作过程中也凸显出诸多弊病。在推进去激进化策略的过程中,"印尼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以退为进: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去激进化”趋向

近年来,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在强势崛起的同时呈现“去激进化”趋向。为阐明其因果机制,本文从选举制度和政党格局入手,尝试构建一个基于复合式竞争的分析框架,并以法国国民联盟为典型案例,对右翼民粹政党的“去激进化”内涵进行阐释。概言之,在选举制度层面,选举规则激励、国家资源激励和次等选举激励触发了塑造性竞争,体现了右翼民粹政党的求异逻辑,追求与主流政党“实力相当”。在政党格局层面,竞选议题模仿、动员架构模仿、角色定位模仿触发了适应性竞争,体现了其求同逻辑,寻求与主流政党某些方面的“形象相似”。在塑造性竞争和适应性竞争双重作用下,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呈现“去激进化”趋向。尽管“去激进化”在某种意义上提升了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信誉,但它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其本质是竞选策略的调整,而非价值理念的根本转变。这实际上体现了欧洲右翼民粹政党“以退为进”的竞选策略,即试图以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的“去激进化”为手段,达成实力提升和形象改善的双重目标,为谋求执政地位做准备。这将加剧主流政党的回应性危机和代表性危机,并可能进一步挑战欧洲国家的民主效能。

反恐视角下个体激进化“三维双轨”理论分析框架

研究激进化过程的机理是探索去激进化策略的前提,是切断个体与恐怖组织在意识形态与行为方式上联结的关键,对于预防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滋生蔓延,以及遏制恐怖组织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以激进化转化为研究重点,提出个体思想与行为两个激进化轨道的关键转化机制,通过整合微观、中观、宏观三个维度的影响因素,构建个体激进化演化的“三维双轨”理论分析模型。案例检验结果表明,该模型实现了激进化演化过程的综合性和整合性分析。“三维双轨”整合分析模型为研究恐怖主义激进化现象的产生原因提供了分析框架,也为恐怖主义去激进化治理提供了理论借鉴。

欧盟应对“外籍战士”的策略及其困境

“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外籍战士”群体因其跨国流动性和安全威胁性成为了备受关注的国际安全问题。在持续高强度打击下,大型国际恐怖组织的生存空间急剧压缩,“外籍战士”的安全威胁却逐渐扩散。为应对“外籍战士”带来的安全威胁,欧盟在短期策略方面重视逮捕起诉、加强外部边境管控以应对“回流者”并阻止民众出走;在长期策略方面推动去激进化并加强国际合作以求正本清源。但同时,欧盟也面临着压制性策略会带来新的安全风险、去激进化效果难料且可能会为“回流者”提供掩护、缺乏深度的国际合作限制了应对效果等困境。通过分析考察欧盟的应对策略,可为应对“外籍战士”现象提供一定的启示。

欧盟与其成员国对“外籍战士”回流的应对研究

当前欧盟面临较为严峻的反恐形势,其中参与"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外籍战士"回流是衍生出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屡发的恐怖袭击和"外籍战士"规模的庞大,不仅让欧盟及其成员国政府忧心忡忡,而且也在内部形成了支持欧盟及各国政府采取"例外"措施应对此问题的社会舆论。在此背景下,近年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加快了行动步伐,尝试在境外采取军事行动、没收护照和取消国籍、加强边界防御进行拦截、进行逮捕审讯、开展去极端化项目、发展间谍以获得情报等方面入手应对"外籍战士"的回流。不过,由于时间紧迫、问题严峻,欧盟及其成员国在较短时间内密集出台的措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如强力措施不仅带来了侵犯人权和其他不可预知的负面后果,而且还可能恶化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安全形势;而去极端化项目和发展间谍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很难保证极端分子的去激进化过程不会发生逆转,即难以确保相关措施的效果。当然,尽管欧盟及其成员国应对"圣战"回流人员所采取的措施存在一些问题,但也有不少可借鉴之处。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防控范式刍议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严重威胁我国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但在实际防控中却囿于该犯罪罪前无征兆、信息收集困难等原因,防控工作常处于“看天吃饭,防不胜防”的困境。借鉴国外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去激进化”的防控范式,结合我国实际工作情况,通过宏观调控遏制极端思想产生、微观治理阻断极端暴力的转化、加强对受害人群的防护和救助,以期建立切实可行的个人极端暴力犯罪防控范式。

从激进到保守:20世纪美国纽约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

纽约知识分子是20世纪美国的一群重要的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作为群体的纽约知识分子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反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他们共同的政治思想起点。但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国内、国际政治局势以及纽约知识分子自身地位的变化,他们的思想逐渐失去激进性,其中的一些知识分子成了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的重要力量,只有少数人还在坚持社会主义理想。

作为文化的美剧:主流类型、工业、意识形态

美剧文化具有全球流通性。我们可以通过主流类型、工业体制和意识形态3个维度对美剧进行考量:在主流类型上,随着播出渠道和电视文化融合趋势的加剧,美剧中"电视喜剧-电视戏剧"的"二分法"高度固化的主流类型体系在近年来呈现出显著的液化趋势;从体制和组织的视角来看,美国电视节目本质是一种工业化生产的流行文化产品,美剧是美国最强势的文化输出品之一。其全国性的美剧播出平台始终保持极为有限的数量,维系相对平衡的寡头垄断格局;美剧的意识形态处于不断流动、不断变化的状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接合(articulate)不同的思潮和话语,在策略上维系其去激进化特征的稳定性。整个美剧行业自始至终坚持建立自身独特的制片、审美和文化标准体系,美剧从业者不懈努力协调商业利益与质量标准之间的关系;美剧全行业对产品意识形态角色具有进行设定的自觉策略,而非直接呈现特定的、结晶化的意识形态本身,明确一种适宜的意识形态策略是中国电视行业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些是值得中国电视剧行业参考和借鉴的经验。

欧洲的恐怖主义与反恐治理困境分析

自2015年以来,恐怖主义正在成为欧洲的一种"新常态",同时也使欧洲成为打击恐怖主义的"新前线"。这与欧洲社会的大量穆斯林移民密切相关,欧洲的相关政策是导致移民二代激进化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欧洲在"9·11"事件之后对"全球反恐战争"的参与,是导致新一轮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密集发生的直接促因。"伊斯兰国"势力的兴起又给欧洲的反恐问题带来了全新的挑战。面对这一问题,欧洲国家提出了以"去激进化"、"去极端化"为核心机制的反恐措施。然而,事与愿违,欧洲却存在越反越恐的悖论。本文认为,和美国发动的"全球反恐战争"相比,欧盟的反恐策略是一个进步,但欧洲国家仍然可以以盟友身份加入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区的反恐行动。这形成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社会治理和地缘战争的悖论,也体现出欧洲在反恐问题上的症结,也即全球正义的不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