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单位化”到“去社区化”——城市基层社会再整合的“结”与“解”

解开转型时期城市基层社会整合和秩序建构的"结",应该跳出"社区",从社区居委会之外寻求答案。作为制度文本中的"自治组织"和制度实践中的"政府末梢",社区居委会在承接城市基层再整合功能的过程中显得"有心无力"与"力不从心"。商品住宅区业主们经由"组织化"和"运动化"的维权实践,实现了从"自在小区"到"自为小区"的转变,拓展了城市基层的新公共空间。就此言之,从行政化"社区"到生活化"小区",不仅意味着群体生活空间和价值认同的巨大转换,更预示着一种社会整合方式的深层变革,它真正实现了从"整合社会"到"社会整合"的逻辑重组。如此这般社会自组织生长和公民权发育的过程,不仅回答了"社会整合如何可能"的问题,亦解开了"由谁来整合"的"结"。

农村土地流转“去社区化”及其整体性治理

农地流转之后,农村土地集体产权边界逐步从对外封闭转向对外开放。土地流转"去社区化"正是这一过程中单纯强调市场化机制的消极后果,其具体表征为:农村土地功能从"社区本位"向"利益本位"的转变;农业规模化经营与农村社会经济秩序相"脱嵌";农民在土地集体产权中受益地位的边缘化;乡村价值理念从"道义理性"向"经济理性"转变。这一问题的治理路径应当聚焦在完善"土地流转的市场服务体系"和"‘乡村社区本位’的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体系"两个方面。

农家休闲养老驱动的乡村转型及其政策启示——以浙江长兴“上海村”(顾渚村)为例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从生产主义到后生产主义的乡村转型,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乡村地区的去农业化、去社区化、空间商品化等现象。区别于传统的农业专业化、乡村工业化等模式,近年来以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农旅融合发展、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等为特色的乡村转型模式不断涌现,这些现象对传统乡村地区带来怎样的冲击?文章以位于上海大都市圈腹地的乡村——浙江省长兴县“上海村”(顾渚村)为例,研究农家休闲养老驱动乡村转型的特征,对去农业化、去社区化、空间商品化等现象的理论进行实证检验和理论探讨,为广大乡村地区转型中的政策干预提供经验借鉴。

城市化的诉求与弱质村庄的形成机制

城市化是现代化发展的主旋律,对于中国来说也不例外。长期以来,城市化作为一种必然的社会发展趋势,其内在的诉求要么是减少乃至终结村庄,要么就是边缘化村庄。在这种强烈的发展诉求中,村庄的命运可谓是岌岌可危。在城市化背景下,村庄的命运如何,怎么描述等,是学术研究中一个绕不过去的命题。本文重点关注了城市中心主义导致的村庄弱质化发展趋势,重点分析了弱质村庄的两个形成机制,即村庄自我运行资源的缺失和村庄"共同体"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