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去管制化”与“知识失业”

文章从劳动力市场"去管制化"出发,提出对中国"知识失业"现象的解释。理论模型发现,随着劳动力流动和工资"去管制化",受教育人口不断增加,与之伴随的则是"知识失业"的出现和增加。但当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去管制化",知识失业率在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开始下降。因此,"知识失业"是劳动力市场"去管制化"的结果,"知识失业"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暂时的、阶段性的,继续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知识失业"现象就会减少甚至消弭。微观数据实证分析证实,劳动力流动"去管制化"和工资"去管制化"都是2002年样本劳动力市场出现"知识失业"的原因,2009年样本劳动力流动"去管制化"仍是"知识失业"出现的重要原因,但工资"去管制化"效应不再显著。

澳大利亚教育“去管制化”与“教育公共化”运动

本篇主旨为探讨澳大利亚的教育变革是在去管制化趋势下,朝向偏重资源运用的效率、市场竞争导向和消费者利益为考虑的变革,对教育本身产生价值冲击。去管制化政策保障新市场的运行,扩大既成市场利润,导致教育资源的垄断和财团化。这也意味着财团的权力扩大,社会冲突增加,公民权力受到限缩与压制。其结果冲击到澳大利亚人民一百多年来所建立的平等主义、进步主义和多元文化等人文社会价值,以及这些价值所体现的不分阶级、性别、种族和国籍的社会内容与教育哲学。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管理主义导向,这些传统价值逐渐流失。于是,澳大利亚教育工会和公共大学协会等公民组织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危害,他们经由倡议、论辩与活动,提出不同的观点与行动策略。本文旨在探讨澳大利亚公民社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如何对新自由主义去管制化政策进行批判,如何重新组织教育,如何经由论辩提出建设性的方案。

国外劳资集体谈判分权化机理研究

当前劳资集体谈判在许多西方国家呈现出明显的分权化趋势,国家或产业层次的集体谈判逐步向企业乃至车间、部门层次下移,进而对劳资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集体谈判分权化是劳动关系主体力量严重失衡的体现,文章作者分别从工会组织萎缩与职能异化、雇主去工会化生产策略与雇主组织趋于解体、政府去管制化竞争等方面对劳资集体谈判分权化的内在机理进行了研究。

网络行业的规制——过渡措施还是长期任务?

本文阐明了在电信和能源经济领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卡特尔法与管制法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下列观点,即去管制化对市场和竞争均可能有益。管制法既是公法也是私法,其规则不同于卡特尔法。在讨论网络行业的管制问题时,必须首先明确卡特尔法与管制法的关系。鉴于网络行业的特殊性,本文回答了网络行业的规制究竟是过渡措施还是国家的长期任务这一核心问题。

网络行业的规制——过渡措施还是长期任务?

本文阐明了在电信和能源经济领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卡特尔法与管制法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下列观点,即去管制化对市场和竞争均可能有益。管制法既是公法也是私法,其规则不同于卡特尔法。在讨论网络行业的管制问题时,必须首先明确卡特尔法与管制法的关系。鉴于网络行业的特殊性,本文回答了网络行业的规制究竟是过渡措施还是国家的长期任务这一核心问题。

美国能源产业管制的法律分析

能源是美国实现现代化的基础,确保能源供给是美国的根本利益所在。美国能源产业早期经历了自由竞争和垄断阶段,罗斯福新政时期确立了能源产业管制框架。1970年代进行的大规模能源产业去管制化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改革中的失败做法以及随之发生的能源危机影响深远。21世纪到来后,美国的能源战略、能源政策与能源立法有了新的转向。

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制的再进化——评2018年我国台湾地区新修正“公司法”

公司是现代社会常见的商业组织型态,良好的公司法制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进力。有鉴于'公司法'与实务需求的脱节,我国台湾地区于2018年大幅修正'公司法',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本文从此次台湾地区'公司法'的修法背景出发,探讨此次'公司法'之修正重点,并检视此次修法不足之处。

德国高等教育治理新模式:进程与特征——以“柏林州高校目标合约”为中心

近20年来德国高等教育出现了以"新调控模式"为核心的治理理念和以"目标合约"为代表的治理工具,在传统"国家化"、"管制化"治理模式基础上增加了"去管制化"的元素。本文以"柏林州高校目标合约"为中心,归纳了德国高等教育"新调控模式""去管制化"的三大特点,即法律规范的"去国家化"、财政拨款的"绩效化"和行政管理的"去中心化"。这三大特点体现了德国高等教育治理结构转型的新趋势,反映了德国大学与政府关系的新变化。

澳Talkback节目的崛起及对媒介规制的挑战

近年来,澳大利亚广播的一大变革就是Talkback取代了传统的新闻时事节目,迅速占领都市广播市场。Talkback所展示出来的强烈的主观性、政治性、攻击性、娱乐性等,使其偏离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轨道,但却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在整个西方社会"去管制化"大潮之下,Talkback由于与权势集团的勾连,使得媒介监管机构对其违规行为监管乏力。建构"稳健的自律机制"成为媒介、资本、政治博弈框架下一种微弱的回响。

观念生产与媒体扩张——默多克媒介权力的再思考

作为世界上最大跨国媒体集团的创始人以及主要股东，鲁伯特·默多克本人也成为解读媒介权力的一个典型对象。他自成体系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商业目的水乳交融，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推进媒介“去管制化”，在全球建立起庞大的媒体帝国版图。互联网时代，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不断遭遇质疑和挑战，以及更多力量介入媒体行业，默多克的媒介权力也受到一定的削弱，但其长期培育起来的保守主义知识生产体系，依然会继续深度卷入政策、法律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之中。基于此，从知识建构与观念生产的视角重新审视默多克的媒介权力，有助于更深入地剖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媒介权力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推进数字化背景下全球媒介治理体制的转型。

德国高等教育“合约管理”模式的经验与启示——基于柏林洪堡大学七版目标协定文本的比较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高等教育出现了以“合约管理”模式为核心的治理理念和以“目标协定”为代表的治理工具。借助目标协定进行“合约管理”,一定程度体现了德国现代大学治理中的“去管制化”趋势。通过对比分析七版目标协定文本发现,这一“去管制化”模式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层面存在程度差异,反映出政府对大学“既控制又松绑”的复杂操作。德国目标协定的实施经验对我国现代大学治理以及构建大学与政府新型关系的启示是,在高等教育管理中区分目标与措施,反思高校绩效容量的饱和度,同时发挥高等教育智库的协同作用,建立高校共享信息池,在政府统筹协调的基础上促进各大学在结构规划上的相互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