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惰性的纾解: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治理逻辑

去行政化改革是推进高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和使命。作为一种固化于高校治理结构之中的运作模式与消极行为,组织惰性的层次组合主要围绕体制性的要素而存在,具体贯穿于管理体制的形成、发展和变革过程之中。由于教育资源具有外部性特征,下级组织结构面对科层制的行政压力时,往往理性地采用“组织外形化”的应对策略。当高校既有的管理程序、结构和惯例不能适应公共组织变革的压力时,纾解组织惰性就成为提升高校管理效率的关键一环。从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困境归因来看,组织惰性的文化要素构成了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软环境”,外部性压力奠定了高校内部运作的制度性困局,因此要打破固化的社会身份与组织形态。具体来看,要充分发挥党领导集体的先导地位,稳步有效地推进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筑牢高校治理文化的基础作用,彰显战略规划的统筹价值,进行依法科学的治校,提升高校的高质量发展水平。

城市社区去行政化改革的事物、职能和组织维度

近年来,去行政化一直是基层治理改革的主题。部分地方政府探索了“居站分设”“撤街强社”等模式,但由于缺乏综合性,单一线索的改革难免陷入困境。现有文献从国家社会关系和社区职能分类等视角探索去行政化改革,但由于未能全面纳入社区治理的影响因素,因而和社区治理实践存在一定的脱节。在利用事物、职能和组织逻辑的框架透视改革历程后发现,缺乏彼此配合的单一逻辑改革效果有限。住房制度改革和物业服务的市场化开辟了行政控制外的新空间,却面临业主组织支撑力度不强的难题。职能分类和准入制为社区去行政化提供了前提,但缺少组织关系改革的配合,行政性事项仍然会渗透组织边界进入居民委员会。居站分离改革为去行政化提供了组织依托,但由于缺乏系统性思维而出现了分殊。三重逻辑框架和对改革历程的分析启示,未来的去行政化要避免单一逻辑的事物职能改革或者组织改革,坚持“事物职能分类、居站分离和培育居民自治”三策并举的复合型改革,继续梳理制定社区事物职能分类目录,结合目录清单改革城市的社区居站关系,聚焦相关利益和治理环节培育居民委员会自治能力。

社保经办机构去行政化的体制困境与改革思路——基于省级社保经办机构改革前后名称变化及改革后职责的分析

通过梳理全国32个省级行政区(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省级社保经办机构改革前后名称变化及改革后职责,发现本轮“去行政化”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并未做到完全“去行政化”。究其原因则是“去行政化”面临属地管理和政事“分而不离”两大特殊体制困境,前者使省级社保经办机构必须跨行政层级对市县两级经办机构进行管理,后者使省级社保经办机构承担了对社保经办服务体系运行进行规制与监管的职能,使其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分而难离”。要突破这两大体制困境,实现省级社保经办机构“去行政化”,必须改革社会保险管理体制,通过健全政府行政部门的社会保险管理职能,重新确定部、省、市、县四级经办机构职能职责并统一机构名称,将经办服务体系与各级人社部门剥离并实行垂直管理,建立现代治理结构与有效激励约束机制等措施,从职能职责、机构名称、组织关系、管理模式与用人机制等五方面“去行政化”。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探讨

近年来高校行政化问题严重伤害了广大专家学者的学术尊严和职业尊严,严重阻滞了高校的创新发展与进步。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已成为当务之急。文章从坚定信念、打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硬仗;强化问题导向,实施“五去”改革;转变方式,建构新型管理模式;坚守法治,为改革保驾护航;立足时代,“借力”政府行政推进等五个方面阐述实施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具体措施与方略,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行政化、去行政化到共同体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是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场域,如何处理好行政职责下沉与社区自治职能履行之间的关系,成为基层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命题。以历史发展为主轴,探析建立在政府与社区互动基础上的城市社区变迁脉络和轨迹路径,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演变经历了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的“行政化”阶段、社区自治功能回归的“去行政化”阶段,正迈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新格局阶段。行政化阶段,城市社区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沿革,行政功能冗余而自治功能弱化。去行政化阶段以“社区减负”为直接目的、以“回归自治本位”为基本目标,面临社区自治空间建构困境。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中政府发挥治理优势,凝聚合力,基于多主体形成关系网络,从情感、利益多维度路径助推政社互动。

“社区去行政化”改革实践的制度困境——对G市B区的个案研究

针对各地推行社区去行政化改革难以持续的问题,以G市B区为个案对“社区去行政化”改革实践的制度困境进行考察和分析后发现:新型社区“政务名称”与“政务级别”之间的非一致性使社区遭遇“公章效力”困境,反映的是机构与权力规则的不吻合;“属地管理”机制与“去行政化”举措之间的非一致性使社区及其工作人员遭遇“权责错位”困境,反映的是不同制度功能的不吻合;“事业编制”与“行政编制”之间的非一致性使改革后的社区干部遭遇“身份下降”困境,反映的是编制待遇及流动规则的不吻合;“经费包干”与“费随事转”之间的非一致性使社区遭遇“捉襟见肘”困境,反映的是市区两级关于社区工作经费规则的不吻合;“撤销建制”与“加强党建”之间的非一致性使改革所在地遭遇“街道地位”困境,反映的是地方与中央政策对于街道定位的不吻合,并最终引致改革的终结。由此,得出进一步的结论是:“社区去行政化”改革实践过程遭遇的,是不断改革环境中现有制度体系的欠吻合或非一体化的困境,即改革的制度与整体制度之间的非一体化困境。

开发园区“去行政化”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开发园区作为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和改革开放的主阵地,只有创新体制机制,使体制更顺、机制更活,管理运行才能够更加协同高效,发展活力才能够竞相迸发。2020年以来,淮安高新区启动“去行政化”改革,以“精简优化职能机构、探索推行员额制度、试行全员竞聘上岗”为核心,全面推进开发区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人事薪酬制度改革,不断优化内部管理体制机制,推动人员配置更加合理、主责主业更加聚焦、激励导向更加鲜明、工作成效更加显现,有效激发跨越发展的内生动力。

去行政化的悖论：被困的居委会及其解困的路径

居委会及其去行政化改革是近年来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热点议题。居委会深陷被社会所建构的"自治属性"与其实际上"行政属性"张力的囹圄之中,整体上呈现"被困的居委会"。研究发现,居委会的去行政化改革与其行政性的不断强化与再生产存在高度相关,表现为"居委会去行政化之殇"的现实悖论。本文以对居委会行政化之迷的再认识为逻辑起点,以对居委会去行政化悖论的再评判,以及居委会行政化议题展演背后所呈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理解为核心线索,继而尝试在认知重建中实现居委会的服务性改革。

网络治理理论视角下高校管理体制改革--论我国高校的去行政化

我国高校管理体制中存在着行政化和泛行政化的现象。高校的行政化不利于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去行政化已成为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高校的去行政化包括外部的去行政化和内部的去行政化。高校的去行政化可以借鉴网络治理理论，通过协调好政府和高校之间的关系来实现外部去行政化，通过协调内部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来实现内部去行政化。

居委会“去行政化”:错误理论误导下的“骑士战风车”——基于需求溢出理论的广义社会组织论的逻辑

在中央推动的新一轮城市社区居委会减负行动的背景下,居委会"去行政化"再次引起学界热议。城市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的隐含逻辑是依据法律定位追求组织纯度,结果导致居委会"去行政化"的理论逻辑与居委会实然状态间出现冲突。从需求溢出理论的视角看,血亲组织、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政权组织这四大类广义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渐变过渡与功能嵌入,基本不存在百分之百纯度的组织,因此追求组织纯度的组织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因此,城市社区居委会的出路与定位应该是基层治理主体的功能资源优配,而不该是"去行政化"。同时,基于我国城市社区居委会目前普遍不堪重负的现实,给城市社区居委会减负势在必行,但给居委会减负的逻辑不应是"去行政化",而是优配它的功能资源。为此,应该考虑这样一条按照价值排序进行倒序切割的减负思路,即把居委会目前的功能和事务进行价值排序,然后根据其资源禀赋和承载能力进行倒序切割,从而把超出其承载能力且价值排序靠后的功能事务切割掉。

去行政化背景下公立医院职能机构大部制改革研究

公立医院职能机构改革是深化医院去行政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公立医院职能机构现状及大部制改革的必要性分析,提出职能机构大部制改革的相关做法,梳理各部门重要职能并构建公立医院职能部门组织架构,为医院组织架构设计提供可行性建议和参考。

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的悖论及其原因探析

针对城市社区居委行政化和社区负担过重的问题,新一轮的社区治理体制创新改革普遍采取"社区工作站模式",将行政职能从社区居委会中剥离出来,让居委会回归社区自治功能。但是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在实践中却产生了居委会被边缘化、制度化交易成本增加和居民参与不足的困境,即产生了无法实现居民自治的悖论。产生悖论的原因为城市社区体制改革的手段和目标不匹配,这是由于误解了城市社区和居委会的性质,没有区分冗余行政与基础行政以及行政与自治的关系。

论去行政化与我国公立医院改革

我国公立医院严重的行政化运作机制,阻碍了公立医院的发展,也给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带来了困难。文章讨论了目前我国公立医院管理过程中行政化过于严重的表现及危害,指出医院管理改革的关键在于去行政化改革,并提出了去行政化改革的建议。

中国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的制度困境及其破解

任何政策变迁都受制于三个基本因素:环境、行动者和制度。中国大学"去行政化"实质上就是行动者在一定环境制约下改变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的过程。中国大学组织的"行政化"表现出极大的惰性,主要源自三个方面:宏观制度背景制约了中国大学的办学自主权的落实与扩大;行动者认知方式制约塑造大学行动者的世界观,使他们陷于了"行政化"的思维定势之中;制度的累积效应把中国大学锁定于"行政化"的路径依赖之中。破解大学"行政化"应采取四个方面的措施:深化社会管理改革,为大学办学自主权的落实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建立利益相关者协商机制,推动大学当局转换认知方式;尊重大学组织特性,强化学术人员在大学治理中的作用;培育关键的样板组织,推动"去行政化"的制度扩散。

高校内部教学管理“去行政化”改革的实证研究

行政化问题严重制约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文章选取了与人才培养关系最为密切的高校内部教学管理作为切入点,通过问卷的方式,调查了教师、学生及管理人员对行政化问题的看法及感受,掌握高校内部教学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现象,以及行政化对基层教学单位的教学组织行为、对教师的教学活动、对学生的学习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并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和思考。

高校内部治理去行政化的“三个中心”与“三个改变”

明确"去行政化"的目标,能为进一步推进高校内部治理去行政化改革提供持续的动力。发展学术,培养人才,既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灵魂,也是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方向。高校内部治理"去行政化"的核心目标必定指向"学者""学生""学术"这"三个中心"的诗意融合。为此,高校必须通过改变行政主体中心化、学术权力边缘化、学术目标碎片化等路径来努力接近这一目标。

高校“去行政化”与重塑大学精神

高校"行政化"表现为三种趋势:一是对外管理"政府化";二是对内管理"行政化";三是由政府化和行政化滋生的"官僚化"。随着高校"行政化"程度的进一步加强,大学精神被严重扭曲。因此,对外要去"政府化",扩大自主办学,重塑独立精神;对内要去"行政化",突显学术自由,重塑科学精神;在高校内外管理上去"官僚化",彰显以人为本,重塑人文精神。

大学去行政化的拐点:优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随着大学组织的不断发展,事务越来越繁杂,组织的复杂性、结构的多元性促使大学组织机构出现了行政管理系统的行政权力。行政权力有利于促进作为大学核心工作的学术事务的有序运行,因而行政权力的存在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但行政权力却出现了泛化与异化的状况,从而导致了行政化。大学行政化违背了行政权力服务于学术权力、维护学术权力的正当性与权威性的宗旨,其解决之道在于优化与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具体来说,应营造行政服务学术的氛围,复归学术本位;以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原则为基准,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推进大学章程建设,构建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法律保障。

高等教育去行政化的基本问题及其对策——以法律规制为核心视角

国家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了"高等教育去行政化"的改革目标。何谓高等教育行政化?高等教育行政化有何影响?成因为何?在对以上疑问作出解答之外,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将高等教育去行政化的改革转化为现实的制度设计。在这一过程中,要以政策手段和法律手段做为推进改革的基本进路。毋庸置疑,作为核心视角的法律规制是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策略。

从行政化到去行政化:大学管理本质的回归

大学管理行政化违背教育管理的本质和规律,体现为官僚化、科层化、专制化、同质化。大学去行政化是大学管理的一场革命,是一个回归大学管理本质的过程,涉及大学管理思想、价值、组织结构、体制、方法等多方面的深刻变革。正确理解大学本质和大学管理本质是大学去行政化的关键。大学管理去行政化应去大学行政化定式,立按高等教育规律管理的理念;去大学管理科层化,立大学管理专业化;去大学管理官僚化,立大学管理民主化;去大学管理程式化,立大学管理创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