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集体化还是再集体化:日本集落营农组合的镜鉴与启示

集体化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有效手段,集体合作、协调一致、权责对等是其基本特征。本文以再集体化实践的组织载体集落营农组合为例,梳理日本集体化的理论研究动态和实践改革进展。研究发现,日本有关集体化的理论与实践具有动态性与阶段性的显著特点。政府主导的去集体化改革虽有利于规模农业的发展,却不适宜小农社会的农业实态,传统的集体化形式也难以适应农村集体产权的现代化转变。在此背景下,再集体化实践中通过集落营农组合成功将农业生产过程中正在解体和农村正在消亡的各类要素在组合框架内重构统合,找到了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实施路径。鉴于此,中国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应明确去集体化的限度与再集体化的必要性及内容。在此基础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形式,才能切实实现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任务与目标。

“去集体化”与“弱组织化”过程中个体安全的寻求

中国的改革是制度变迁与日常生活转型的双重过程,"后单位时代"个体面对两个紧迫问题,一是"去集体化"变迁在削弱了"机械式"的政治与社会整合纽带的同时,也导致价值多元化与个体原子化程度的增加,也就意味着个体安全感的削弱。二是"弱组织化"的生活环境,使得个体安全感的寻求变得愈加艰难。因此,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工作及职业团体建设与社会共同性价值的塑造成为增进个体安全的组织和规范基础。

平台经济业态下去集体化劳动关系的生成及治理

互联网平台创造了一个资源共享的共生生态系统,吸纳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分享其集群效应。这就从根本上消解了集体劳动关系的对抗基础,形成互利共生性的劳动关系。并且,信息鸿沟导致劳动者的分化,引起劳动关系结构的分层。为此,我国原有的旨在化解劳资冲突的集体化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应进行变革。在协调主体上,应将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引导下的平台自治;在协调对象上,应将面向劳动者集体的整体协调转向适用于劳动者两极分化的分层治理;在协调方式上,应将工会领导下的集体协商转向更具民主性的双轨协商。

近郊村庄集体产权的演变与演进——基于台州市星村的调查与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集体产权主要经历了集体化时期、去集体化时期以及方兴未艾的再集体化时期三个阶段。集体化时期,星村村民主要从事粮食生产活动;去集体化时期,星村村民不但掌握了集体土地的使用权,而且也相应地掌握了土地的一部分收益权;再集体化时期,星村村民以股份合作制的形式再次被组织起来,普遍成为土地权利的受益者。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中国农业增长的再考察——来自面板工具变量法的证据

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兴起显著促进了中国农业增长。但近来这一观点受到挑战,有学者强调这一过程中,集体化时期积累的灌溉设施和机械化发挥的积极作用。本文尝试处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变迁的内生性,并利用初始固定资产与天气滞后的外生变化来识别因果关系。通过使用1970—1987年的省际面板,在改进灌溉、机械化、天气与制度变迁等关键数据后,面板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显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中国农业增长有显著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