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乡关系的几种理论模式

对于县乡关系的代表性描述主要有"压力"、"同构"、"共谋"、"互动"等理论模式。所有这些理论描述都从不同方面揭示了县乡之间的支配性权力关系,正是这种支配性权力关系内在地决定着上下级政府间的"职责同构"和"共谋游戏",上下级政府之间所展开的一系列互动、博弈也是在这种支配性权力结构中演绎的。

国家治理视角下中国县乡关系的演进、问题与趋势

理顺县乡关系是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历经70余年的变革,中国县乡关系在发展的初构、再构、重构、优构四个阶段,展现出不同特征:县权下乡、县社一体、简县扩乡、县乡平衡,它是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两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演进逻辑看,国家结构形式是县乡关系演进的制度基础,政治、经济体制变革是县乡关系调整的主要动力,财政关系调整是县乡关系变革的主要途径,制度化分权是县乡关系发展的主要手段。当前县乡关系还存在着职能配置的低精准性、权责分配的不均衡性、条块关系的结构性紧张、制度化分权的弱规范性等问题。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理顺县乡关系,不能盲目仿照西方模式,要从中国历史和现实出发,通过提高职能配置精准性、优化权责分配均衡性、调适条块之间的张力、深化制度化分权改革来完善政府职能体系,增强基层治理能力。

县乡关系调整:从权力收放到职责分工

虽然县乡政府之间具有法定的"分权"特征,但受组织人事制度与财税体制等方面的影响,乡镇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受到制约,压力体制下的县乡相互依赖成为县乡关系难以改善的症结所在。浙江省和成都市在统筹城乡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的过程中,对县乡关系进行了调整,分别走上了"县市放权、乡镇扩权"和"放权-收权-分权"的改革道路。与放权、扩权和收权相比,县乡分权是县乡关系调整的根本和长远之计。为实现县乡分权,必须从顶层进行系统设计、增强乡镇财政的独立性和稳定性、提高县级政府直接管理和服务基层的能力,同时增强农村自治组织的能力和权威。而县乡分权的具体内容,不仅仅包括划分县乡政府各自的专有职权,还必须明确两者在履行共有职权中的角色定位。

县乡关系与农村基层选举——以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为例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培育社会民主政治的奠基石。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尤其是作为其实现形式的农村基层选举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但是县乡治理体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压力型体制模式对于农村基层选举的影响经常为人们所忽视,而良好的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规范化离不开县乡关系权力重构。

县乡关系下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程度事关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改革发展的公平正义,关系着人民群众的改革获得感和幸福感。浙江省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启动较早,取得了很大成就。县乡关系不但对于理解府际关系有着启发价值,在实践中更决定着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国家目标的实现程度。现阶段,浙江省的县乡关系存在着诸多不协调,需要从体制上进行创新,从而为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强大动力。

县乡关系的理论解读——以M镇为例

乡镇本应是一级政权组织,但在实践中已经成为县的派出机构,出现了法律权力缺失的情况,比较突出的是乡镇人大缺位,人事权上移和乡镇财权丧失。尽管县与乡(镇)之间有诸多矛盾,但县与乡(镇)之间在工作上仍然能够形成默契,这种默契可以通过"共谋"理论、"规则的内在方面"理论和"半自治社会领域"理论得到一定程度的理论解释。

以改革思维重塑县乡关系,促进县乡经济发展

我国传统的“行政领导和附属”型县乡关系 ,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 ,必须建立新型的“服务和指导”型县乡关系。重塑县乡关系 ,应做好几方面工作 :搞好县级行政机构改革 ;实行乡镇自治 ;做好乡镇自治后的各项管理工作 ;把乡镇发展纳入小城镇建设规划。

以改革思维重塑县乡关系促进县乡经济发展

第十九次人民代表大会中明确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塑县乡关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为了解决县域与乡村发展不平衡的突出问题,政府部门加大乡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重点支持县域与乡村产业发展,加大县级行政机构的改革,实行乡镇自治,将乡镇发展列入城镇建设的规划中,促进县域与城乡的和谐、统一发展。

“经营创新”:县乡关系转型中的乡镇政府行为研究

科层组织天生具有惰性,难以采纳新的程序或模式,但是当前中国乡镇政府却存在大量的创新行为。在对乡镇政府“经营创新”行为的深度调查基础上,本文对乡镇政府创新的主要类型、动力机制和制度环境进行了论述和分析。乡镇政府创新主要有治理型创新、政策型创新和政治型创新三种类型。其中,任务导向的政策型创新和政绩导向的政治型创新是乡镇政府“经营创新”的主要方向,它们在推动乡镇工作、激发基层治理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较严重的形式主义,挤压了需求导向的治理型创新空间。乡镇政府经营创新行为的动力机制包括合法性-趋同性机制、效率-压力性机制和政绩-竞争性机制,当前县乡关系转型是乡镇经营创新行为制度化的制度环境。本文的分析符合制度理论关于科层组织创新需要叠加等级和规则、注入特别激励的命题,有助于推进相关理论研究和对乡镇政府行为的理解。

县乡关系视角下的权力清单制度改革——基于安徽省繁昌县的实证调查

权力清单制度改革是当前行政管理领域的重要改革事项,对于进一步厘清权力边界、规范政府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到县乡层面,该项改革对于调整县乡关系也具有重要价值。目前,县乡政府间依然存在着责权划分的匹配性矛盾、问责体系的向度性矛盾和条块分割的结构性矛盾三大矛盾,这次权力清单改革主要通过厘清政府职权,明晰县乡政府权力边界和追踪权力运行优化层级间问责体系两大思路来调整县乡关系,但仍存在不少问题,需进一步优化改革。

公共服务职能配置视角下的县乡政府关系探讨——基于河南省L县的调研

县乡政府在中国政府层级间分权中主要承担了政策执行的职能,同时县乡之间因为制度安排上的原因具有某种程度上"一体化"的特征。在这样的体制背景下,当前的乡镇机构改革、农业税改革以及乡财县管制度的实施,使当前的县乡关系在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上体现了局部分权,局部共担的特征,这种"分权-共担"的背后体现了县乡关系中权力上收和权力下放共存的特征,而乡镇政府的自主权就是在这种权力上收和下放的空间中通过与县级政府的博弈获得的。

放权与承接:县乡政府关系的演化博弈分析

县级政府在“放管服”改革中的自利性放权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放管服”改革的进程。研究在充分梳理县乡关系、县级政府放权策略和乡镇政府承接情况的基础上,构建了县乡政府博弈模型。通过对县乡政府演化博弈的分析,发现县级政府在下放权力时更多的是通过对保留核心权力的成本(风险)与收益进行衡量以做出策略选择,较少兼顾乡镇政府的发展情况和现实利益。乡镇政府在县级政府的不同行为策略下,最终演化结果是不同的,而仅在县级政府避责式下放权力时,乡镇政府才有可能发展壮大。最后,文章提出理清县乡政府权责关系,重视乡镇政府利益诉求的表达与反馈,突出县级政府放权的科学性、准确性、动态性,以及培育乡镇政府权力承接能力四条建议,以规避县级政府自利性放权行为。

乡镇政府的职能界定与责任承担——基于浙江省三门县小雄镇的个案分析

乡镇政府应履行的职能和承担的责任决定了其角色定位,而乡镇政府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其改革的方向。已有研究基于对乡镇政府职能和责任的不同认知,提出了"撤乡"、"乡派"和"镇政"等三种改革方向。本文基于浙江省三门县小雄镇政府的案例研究,通过考察其法定职权和实际责任,证明了乡镇政府必须是履行"兜底"职能的主体之一。由此,"撤乡"和"乡派"观点不能成立,乡镇改革首先必须承认乡镇政府存在的必要性以及法定职能有限、兜底责任无限的客观性,并在此基础上,重构县乡关系和乡村关系。

乡镇政府机构改革中的利益关系分析

在县乡关系的调整中 ,县乡两级政府均存在对原有体制的利益依赖性 ;在党政之间 ,党政不分的状况在现实中依然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在政府与社会之间 ,政府具有维持原状的强烈动机 ,以维护其私利。顺利推进乡镇政府机构改革 ,首先要转变观念 ,树立全局意识和长远意识 ,要看到改革将会给每个人带来的利益 ,其次要对利益的受损者给予适当的补偿 ,再次 ,要用法律、法规的形式来巩固改革的成果。

“乡财县管”:制度设计与体制悖论——一个财政社会学的分析视角

作为我国基层财政体制的一项重大变革,"乡财县管"基本兑现了制度设计的初衷,为有效降低乡镇财政运行风险,促进事权与财权的统一,遏制乡镇债务蔓延,破解债务治理难题,规范县乡财政关系,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实现乡村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作为农村税费改革之后的一项财政制度创新",乡财县管"制度实践的意外后果,使其陷入了某种体制悖论的困境,政策调适的溢出效应有限。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发挥基层财政体制改革的协同效应,使民主财政成为一种可能。

“乡财县管”:理论视角与经验反思——一个跨学科的探索性研究

作为我国基层财政体制的一项重要变革,"乡财县管"的制度设计与体制悖论,凸显了其理论预设与制度实践之间的张力,使县乡财政关系的重构成为一个永恒的议题。本文从财政社会学、制度经济学和财政政治学等理论视角,梳理"乡财县管"的研究现状,开展跨学科的探索性研究,这对于反思"乡财县管"的理论进路和实践历程,总结"乡财县管"试点地区的经验教训,科学预测其未来走向,从而更好地为该项政策向全国推广提供理论准备与参照样本,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对取消农业税后我国县乡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考

取消农业税,将对我国农村管理体制产生巨大的影响。我国现行农村县乡“行政领导和附属”型管理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通过改革,建立新的“服务和指导”型县乡管理体制。本文分析了取消农业税对我国农村县乡管理体制带来的影响,阐述了建立新的“服务和指导”型县乡管理体制的构想和依据,提出了改革我国县乡管理体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乡镇机构改革中需要理顺的四个关系

在我国,乡镇是在行政管理层次中处于基础地位的一级政权组织,它位于城乡结合部,直接面向农村,是最基层的一级政权建制.搞好乡镇机构改革,对于发展农村经济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各地的乡镇机构改革工作正在陆续展开,笔者根据在基层调查中掌握的一些情况认为,乡镇机构改革需要理顺四个方面的关系:一、理顺县乡关系,通过县市下放权力,扩大乡镇自主权。

治理困境背景下乡镇形式主义的生成逻辑

乡镇形式主义的产生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治理现代化带来三大变化,即中心工作增多、组织科层化、治理法治化。在总体性体制下,县级组织出于自保的考虑,合谋下沉事务治理责任。当前的中西部农村,村级治理能力普遍弱化,乡镇无法再向下甩包袱,被迫成为基层兜底主体。但是,乡镇治理资源同样匮乏,难以按要求完成任务。县级组织则加大督查的力度,强化问责压实属地责任,乡镇只能以形式主义方式回应,既对行政事务进行形式化应对,又对基层事务实施形式化治理。展望未来,如何在兼顾上级权威性与基层自主性之间找到平稳,既发挥基层灵活性又促进政策统一性,是治理乡镇形式主义的重点。

乡镇机构改革的重点与难点分析

通过对重庆市部分乡镇机构改革的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当前机构改革的重点问题是关系不顺;难点问题是冗员精简。本文就此作一分析,以期引起重视。 乡镇机构改革的重点——理顺关系 乡镇是一级政权组织,应该享有有关法律规定的各项职权。但从目前来看,由于各方面的关系未能理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