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产业升级的影响

县域作为我国经济功能完整、运行独立的基本空间单元,在经济发展体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当下,我国大多数县域经济发展仍旧处于较低的水平,存在产业发展严重依赖于传统工业与农业、数字基础设施条件落后等多重掣肘。县域产业升级是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合理的技术应用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县域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在此背景下,探讨数字乡村建设是否会影响县域产业升级,通过何种渠道来影响,这种影响效应又是否会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异质性,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对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关于数字乡村建设与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结论,由于变量度量指标、样本观测期、理论基础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文章将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和阿里研究院共同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与中国县级层面相关数据进行匹配,最终得到2018—2020年涵盖中国1094个县(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产业结构影响的总效应,并进一步开展了作用机制以及异质性效应讨论。实证结果表明:从全样本层面看,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在进行内生性问题、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剔除特殊样本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依然成立;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提升居民创业活跃度和收入水平促进了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中国东北、中部地区产业升级的正向效应更为明显。综合以上结果,文章提出了继续推动县域地区数字建设水平和数字应用水平、加强县域居民数字素养的培养、激发数字乡村建设的就业促进效应、发挥数字技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后发优势等政策建议。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运用县域数字乡村指数科学且直观地衡量县域数字建设水平,以县域这一更加细微的尺度探讨了数字乡村建设和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丰富现有研究,为政府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和共同富裕目标提供指导。

数字普惠金融、县域产业升级与农民收入增长

本文基于2014-2018年中国326个贫困县和812个非贫困县两个子样本的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回归模型,采用SYS-GMM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县域产业升级与农民收入增长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产业升级和农民收入增长均具有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促进作用在非贫困县大于贫困县。县域产业升级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数字普惠金融一部分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一部分通过县域产业升级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而且贫困县产业升级的中介效应大于非贫困县。本文研究结论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了新思路。

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效应研究——以贵阳市为例

文章基于2016-2021年贵州省贵阳市10个区县的面板数据,使用门槛模型,考察数字普惠金融与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研究结论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县域经济增长水平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发挥单门槛效应和双门槛效应;当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超过门槛值1.0328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当县域经济增长水平在门槛值14.4824和15.6927间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显著增强。

政策激励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利用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建立政策这一项准自然实验对政策激励与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关系进行探究,并采用2011-2021年1300个县域面板数据和PSM-DID分析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的建立能够显著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且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从异质性分析来看,相比贫困县和中西部地区,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建立政策对非贫困县和东部地区的正向影响作用更为显著。从作用机制来看,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建立政策可以通过消费升级进一步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为进一步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本文提出大力推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进一步提升电子商务水平、加大消费升级力度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