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县域城镇化的困境、实现逻辑与路径选择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深入剖析县域城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探究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县域城镇化的困境、实现逻辑和路径选择是探索城镇化道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工作重点。研究显示:第一,县域城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中演进,其演进过程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第二,新时期推进县域城镇化发展需要认清理论误区、破除现实困境。认清理论误区在于既要更新县域城镇化概念,辨析城市化、农村城市化、城镇化和县域城镇化的区别与联系,也要坚持县域工业化发展,避免县域工业化与发展特色经济混淆。破除现实困境在于,一是破除县域城镇化区域发展不平衡困境,收敛区域差异;二是破除中西部县域产业承接能力不强,产业结构趋同困境;三是破除县域人口结构失衡、教育养老资源供需失衡困境。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决定了县域城镇化的实现逻辑,体现在人口规模巨大化意味着县域城镇化面临人口优势和结构失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求县域城镇化以人为核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要求县域城镇化重视物质和精神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求县域城镇化坚持绿色发展。第四,县域城镇化的实现路径包括制度保障、新型工业化发展、人口和服务供需均衡、文化传承和绿色发展五个方面。

共同富裕目标下的高质量县域城镇化评价体系建构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城镇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县域城镇化建设中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不健全、公共服务配套不完善等问题,制约了共同富裕的实现。如何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来评估县域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和城乡融合的实现程度,对于推动县域城镇化健康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在系统回顾已有共同富裕历史渊源与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探究县域城镇化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基于系统性、科学性、客观性和前瞻性原则,依据统计年鉴数据及由“浙江大学—浙江移动数据智能与城市未来联合实验室”开发的“科研数智通”(DIPS)平台大数据,从收入公平、消费公平和城乡融合三大评价维度(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包含9项二级指标和26项三级指标的县域城镇化评价体系。该体系有助于多维度、多视角、多主体评价县域城镇化发展情况,支持并引导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新“三位一体”: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以浙江省明市为例

过去40多年中国城镇化高速发展的同时,遗留了城乡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基于浙江省明市的案例能够发现,政府坚持“以人为核心”的价值目标,通过新“三位一体”的推动方式,实现了县域内城乡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三位一体”是指政府发挥工业、土地和公共服务三位要素的一体化作用,缩小就业方式、居住环境、社会保障和生活品质等方面的城乡差距。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路径的探究,有助于从城乡融合发展视角反思城乡二元分析范式,从政府主导推动、兼顾农民主体地位角度去理解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农民关系,从而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统筹发展提供有益启发。

县域城镇化:挑战与未来

2023年9月,由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和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联合承办的“县域城镇化:挑战与未来”2022/2023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学术对话顺利召开。来自政学研各界专家学者结合各地工作实践,围绕如何破解当前县域城镇化进程中的瓶颈问题,如何更好推动县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基于此,本刊策划出版此次县域城镇化专题,并在此呈现会议发言的精彩内容,以期为推动县域城镇化建设提供更先进的理念和更清晰的思路。

县域城镇化的政策意义、空间格局与江浙实践

世纪之交以来,以江浙为代表的我国先导地区迈入了以大城市集聚为导向的快速城镇化阶段。相较而言,县域层级的城镇化发展未受到足够的关注。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等政策的推进,以及人口回流、就地城镇化等趋势的涌现,县域在我国城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开启了各界对于县域城镇化的全面探讨。事实上,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县域单元的意义并非首次被提升到如此高度。改革开放初期,在“小城镇、大战略”“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等政策导向下,国家就给予了县域层级城镇化持续的关注与投入。彼时县域内小城镇的快速发展为我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但因后续发展持续力不足等问题,以及对规模效益等认知的深入,导致城镇化发展政策向大城市偏移。历史并不是表层现象的简单往复,要想充分发挥县域在新型城镇化中的作用,需要更加根源性地思考:如何理解当前政策的出发点?县域城镇化的现状究竟如何?如何顺势而为继而推进县域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青年农民工县域城镇化的第三条道路——基于长三角地区青年农民工的调研

本文基于抱负—能力框架讨论了外来青年农民工在东部发达地区的县域城镇化道路的形成与特点。这是一条不同于中西部地区的返乡县域城镇化,也不同于东部地区的就地县域城镇化,而是青年农民工在既有的迁移能力下实现自我抱负的城镇化,抱负、能力二者之间的张力得到了动态的平衡。这一县域城镇化道路,为我们理解和化解青年农民工身上的迁移张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提供了启示。

县域城镇化背景下进城陪读老年人的市民化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加速了城镇空间的扩张。连接都市与乡村的县城是农村人口实践城镇化的重要场域。教育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中发挥中介作用,地方政府借助教育加速县域城镇化;农民以追求优质教育资源实践教育城镇化。县域城镇化重塑农村家庭结构、家庭规模及家庭分工,缺少社会资本、权利资本与资源积累的农村家庭必须以代际合力的方式实践教育城镇化。在经济理性的驱动下,农牧民家庭选择老人陪读,以保证家庭再生产与教育流动,老人被裹挟进城镇化潮流。走到生命历程后期的老人,社会角色、权利职责、价值观念及身份认同因陪读发生转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县域城镇化有助于促进农业的转型、推动城乡关系的转变,从而提升国民经济,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基础。为研究县域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文章选取福建省59个县(区)2012—2022年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主要发现:县域城镇化对物质富裕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并能显著缩小县域间的差距;县域经济对物质富裕水平也有显著促进作用。为此提出应协同乡村振兴提升县域经济、缩小贫富差距和加强政策支持等建议,以期加快共同富裕进程。

区域差异视角下农民家庭县域城镇化实践及其比较——基于苏南与豫南两地的调研

对县域城镇化的考察,需要注意不同区域背景下农民以家庭为基本单元应对城镇化的能动性适应。通过考察苏南与豫南两地农民的县域城镇化状况,发现两地存在明显的性质差异。苏南地区县域城镇化呈现“融入型”实践逻辑,即新生代农民出于自身职业发展需要与对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追求主动进城,同时依托于充裕的家庭代际积累,基本融入了现代城市生产生活体系,实现了“人的城镇化”转型。豫南地区县域城镇化则表现为“过渡型”特点,即新生代农民主要基于婚姻与子代教育等需要被动进城;由于家庭代际积累不足,家庭成员仍需外出务工,仅部分成员实现县域城镇生活;同时,农民县城生活及其交往仍扎根于原有乡村价值生产逻辑与交往网络。农民的城镇化主要受经济层面推力与社会层面拉力双重作用,两种力量的强弱组合是形塑不同县域城镇化逻辑的深层原因。这些发现既表明独特的家庭文化伦理是中国快速城镇化的深层内因,也提醒政府政策制定应关注中西部地区“过渡型”县域城镇化面临的风险。

普惠金融对县域城镇化的影响——以云南省为例

在中国城镇化的演进中,推动县域城镇化建设是缓解“城市病”的必然选择。文章以2011—2020年云南省县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围绕普惠金融对云南省县域城镇化的影响、门槛效应及区域异质性展开研究。研究表明: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县域城镇化发展,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和维度差异,对滇东地区的影响最大;金融机构渗透度对县域城镇化的影响显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城镇化影响程度最深;居民就业水平对普惠金融推动云南省县域城镇化的发展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将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门槛变量,证明普惠金融对县域城镇化的影响是非线性的。文章为考察县域层面普惠金融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提供微观证据,也为推动云南省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县域城镇化视角下欠发达地区县城发展路径探索——以河南省宁陵县为例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进入中后期,县域的城镇化在新经济形势下的价值与作用愈发显现。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作为其发展的重要任务与依托,正面临着一系列重要挑战。作为该类城镇化的典型地区之一,河南省宁陵县创新性地采用了初期多元融资、建设中期引进多方力量参与的方式,以县城为载体,以核心区基础设施为带动,为实现当地历史传承、生态人居改善、产业系统升级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宁陵的新型城镇化有效带动了宁陵县的整体发展,同时也为我国其他欠发达地区县城及县域的发展提供了有效参考。

中国县域城镇化研究:演进脉络、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势

县域城镇化对于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99—2024年1092篇CSSCI期刊文献,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和CiteSpace知识图谱工具,从演进脉络、研究热点和前沿议题3个方面分析县域城镇化研究概况,研究发现:第一,伴随县域城镇化政策目标的转变,研究主题从聚焦于县域经济扩展到县域发展多个领域,更为系统地探究县域城镇化问题的“时机”已逐渐成熟;第二,县域城镇化研究热点可概括为理论内涵及发展机理研究、水平评价和时空演变分析、影响因素和优化机制研究、县域城镇化效应与协同推进策略研究、案例分析和实践经验总结5个方面;第三,研究前沿趋势可总结为县域城镇化的时空异质性研究、县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振兴问题探索、县域城镇化背景下共同富裕和城乡融合问题研究3个方面。未来,学界应重点探讨县域人口城镇化、县域经济发展、城市群与县域功能布局、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县域城镇化、可持续县域城镇化、县域多学科交叉等问题,为构建中国特色县域城镇化路径贡献理论智慧。

2000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研究全景知识图谱

以2000—2023年CNKI中1056篇CSSCI论文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CiteSpace知识图谱软件,系统分析2000年以来我国县域城镇化研究文献特征、演进脉络、热点前沿。研究发现:县域城镇化初始研究主要集中在县域经济、城镇化等方面,直到2007年县域城镇化关键词才首次出现,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研究脉络大致可分为初始起步阶段(2009年之前)、稳步推进阶段(2010—2021年)、高速增长阶段(2022年至今)3个阶段;从研究热点前沿来看,近年来县域城镇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镇化类型划分及优化路径、城乡融合发展、城镇化时空格局、人口流动趋势、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等5个方面。最后,从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中国式现代化3个方面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县域城镇化是否会加剧耕地景观细碎化——基于中国1934个县域的实证研究

研究目的:探究县域城镇化对耕地景观细碎化的影响效应及异质性特征,以期为快速城镇化背景下耕地景观细碎化治理提供有益借鉴。研究方法:GIS空间分析法,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结果:(1)2000—2020年,我国县域城镇化和耕地景观细碎化水平均呈现提升态势,但两者的冷热点集聚区表现出相反的空间分布特征。(2)县域城镇化的推进会加剧耕地景观细碎化问题,城镇化水平每提升1%,耕地景观细碎化水平提升0.046%,在人口、土地、经济视角下影响效应存在分异特征,土地城镇化的影响效应最大,其次为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的影响效应不显著。(3)不同经济分区和粮食功能分区的县域城镇化对耕地景观细碎化的影响具有分异特征。表现为东部、西部和粮食主销区的县域城镇化对耕地景观细碎化有正向影响效应,而中部和粮食主产区则呈现出负向影响效应。研究结论:应重视快速城镇化进程中耕地景观细碎化问题的异质性特征,差异化推进治理策略,加快破解城乡资源单向流通壁垒,促进土地流转和农田整治以纾解耕地景观细碎化难题。

“乡土—生态”系统视域下县域城镇化的时空演变及影响机制——以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为例

“乡土—生态”系统的稳定运行是县域城镇化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点,基于“乡土—生态”系统视域考察县域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空间尺度置于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37个县域,构建“乡土—生态”系统下县域城镇化发展评价体系,运用泰尔指数、核密度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索2009—2019年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县域城镇化的时空演变与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呈快速增长态势,呈现“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特征;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要素综合作用于县域城镇化发展,发展速度与发展水平皆存在差异。(2)分版块来看,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呈“湘西州板块高于怀化板块,娄邵板块高于张家界板块”的非均衡特征,其中湘西州板块差异最明显。(3)县域城镇化发展的核密度曲线重心与区间呈右移趋势,移动幅度逐渐增大,整体发展水平增长后劲较足。(4)县域城镇化发展受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乡土文化、生态资源等内外源因素的共同影响。

世代转型视阈下县域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研究

作为我国城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域城镇化既是广泛发生的社会事实,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政策方向。本文以中西部多地田野调查的经验为基础,提出世代转型的分析框架,对欠发达地区县域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展开研究。研究发现,农村青年的生活逻辑转型是推动县域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90后”农村青年成长于中国社会剧烈变迁的新时期,宏观社会变迁与个体生命历程相互作用形塑了独特的“社会代”。受主体遭遇的影响,与前代群体相比,“90后”农村青年的生活价值观念产生了系统性转型,生活目标也出现重构。在多元目标引领下,大城市与乡村难以承载新生代农民家庭再生产的需求,县城基于其完备的生活系统、相对优质公共服务体系的特质,成为农民城镇化的空间选择。总体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县域城镇化是一种生活本位的城镇化,应将低成本公共服务作为中西部县城的发展重心,最终实现城镇化布局的合作互补、协调发展。

以人为本理念下县域城镇化的龙港实践:历史基因与当代改革

以人为本是我国当代城镇化建设的核心理念,而县域是践行这一理念的重要载体。实际上,人本城镇化在县域层面的实践早已展开,而浙江龙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中国第一农民城、新型城镇化改革第一批综合试点,以及新世纪以来撤镇设市区划调整的仅有案例,龙港在40年的城镇发展历程中,涌现了从自发到自觉的两轮人本城镇化实践,即城镇建设初期的“共同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改革时期的“全域市民化”。在历史基因与当代改革中,以人为本理念下县域城镇化的龙港实践背后蕴含着“政府—社会—市场”关系的“变与不变”:变化体现在三者角色调整下的整体结构演进,不变的则是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等微观机制。

2000年以来我国县域城镇化演进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2000年以来,我国县域城镇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文章根据2000年、2010年和2020年3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和回归模型方法测度县域城镇化演进的时空分异特征,并探索了不同因素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1)2000至2020年,我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区域差距逐渐缩小,东、中、西、东北地区内部差异高于地区之间的差异。2)县域城镇化水平演进呈现从东部引领高速增长到中西部加速赶超的两阶段发展转变,东北地区县域发展缓慢;区域差异格局从2000年的“东北领先、东部次之、中西部低水平持恒”,演变为2020年的“东部领先、中部赶超东北、西部滞后”。3)人均GDP、产业结构、公共服务水平、人才资源和区位条件对县域城镇化率的影响较为显著,但各影响因素具有空间依赖性,对我国不同地区的解释力有所差异。

浙江省县域城镇化的总体特征、面临问题与路径优化

当前,我国共有2844个县级行政区,除977个市辖区外,共有1867个县市单元。县域面积广、拥有人口多,其城镇化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全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的成果,重要性不言而喻,为此国家层面也已明确要求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本文以国内县域城镇化走在前列的浙江省为例,从功能类型、格局形态、人口需求3个维度出发全面阐释了浙江县域城镇化的总体特征,并结合相关案例分析梳理了浙江县域城镇化当前面临的人口、产业、服务三大方面的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后续进一步深化县域城镇化的优化路径,以期为浙江下一步深化工作及国内其他省份提供参考。

山区县推进县域城镇化的路径与模式探析——以浙江省仙居县为例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县域城镇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山区县作为我国县域单元的主要类型,加快其县域城镇化发展对落实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及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全面促进共同富裕均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山区县的县域城镇化水平较城镇化先发地区的县市仍较为滞后,加快探索山区县高质量县域城镇化路径及模式很有必要。本文以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为研究对象,在分析该县县域城镇化优势基础上,提出仙居县推进县域城镇化可探索县城“格局优、产业强、服务好、品位高、人口聚”5类路径,并形成以能级大跨越为核心、人口大集聚为重点、品牌大提升为支撑的“三位一体”模式经验,以期为全国其他山区县推进县域城镇化提供有效参考。研究结果表明,山区县推进县域城镇化需把产业发展摆在突出位置,持续增强县城优质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及基础设施水平,保护与发展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生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