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县域官员腐败与优化县域政治生态

县域官员腐败尤其是县委书记腐败是近些年来党员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热点问题。个别地方县域政治生态不佳甚至恶化,是个别县域官员走向腐败的重要条件。近些年来,奢靡之风、浮躁之风、贪占之风、庸俗之风、媚俗之风、跑要之风在一些地方严重存在,致使这些地方的政治生态出现了一系列乱象。导致个别地方县域政治生态不佳甚或趋于恶化的主要原因有:党不管党现象严重存在、价值观迷失乱象亟待治理、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权力过分集中的沉疴尚待革除。要重构和优化县域政治生态,必须着力培育和塑造县域人文精神、加强党风政风民风建设、增强县域党组织的执政能力特别是社会整合能力、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稳步推进县域民主法治建设、加快推进县权改革。

担当视角下县域官员直播带货的发生机理研究——基于四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县域官员直播带货行为体现了官员的担当精神。借助于官员担当这一视角,构建“个体-情境”分析框架,对县域官员直播带货行为的发生机理进行阐释。研究表明,县域官员直播带货行为由其个体素质和情境因素共同支撑。在个体素质中,县域官员直播带货的意愿、能力和勇气缺一不可。在情境因素中,组织因素、环境因素与风险因素共同影响着县域官员的个体素质。组织与环境因素的推动和支持为县域官员直播带货提供了激励和保障,并增强其直播带货的意愿、能力和勇气。风险因素的存在不仅会影响县域官员直播带货的意愿和勇气,甚至还有可能改变官员直播助农的担当属性。同时,县域官员直播带货的成效会正向反馈于担当的情境因素,由此形成县域官员直播带货的持续性动力。县域官员直播带货的发生机理不仅解释了县域官员直播带货的影响因素与发生过程,还丰富了官员担当作为的理论研究。

县域主政官员注意力生成及传递研究

县域主政官员的注意力结构的权重变化清晰折射出其治理行为的向度,影响着实际治理效能。科层结构内的任务分解、科层结构外的公共诉求和理性利己的利益牵绊的博弈均衡共同组成了县域主政官员注意力的感知情境,相应生成了以意识形态建设为目标的价值行动、以显性绩效获取为目标的发展行动、以潜性绩效彰显为目标的秩序行动,从而实现了对注意力感知的具象转换。另外,县域主政官员需努力促成注意力的体制内传递和体制外扩散,从而保障治理理念与目标的实现。

中国县域政府官员直播带货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县长及其相关政府官员的直播带货数据,运用空间分类、核密度、区位商、类型划分等方法对中国县域政府官员的直播带货水平的空间差异及驱动力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从产品类型看,“多种型”占比最多,达62.92%;“单一型”占比次之,为32.51%;“两种型”与“三种型”占比最低,两者合计仅占4.57%。从省际差异看,隶属湖南、河南与山西等省的县域直播带货产品种类多且带货量大,而四川、青海、西藏等省区的种类较少。从主播类型看,“政府官员+主持人”最多,“政府官员+明星”最少。(2)从助农活跃度看,“昙花一现”式助农官员较多,比例高达66.87%。场次大于4的助农官员非常少,占比仅为1.05%。从参与人数看,多数县域为1~2人,少数为3~5人的组合型。数量超过5人的县域单元仅4个,分别是内蒙古乌拉特后旗、山西汾西县、甘肃靖远县与宁夏中宁县。从官员职级看,不同职级官员参与直播活动的次数差异不大,且职级高低与直播带货参与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3)从助农效益看,空间格局整体呈“两大核心区,多个增长极”的集聚特征,不仅形成以新疆昭苏县与河南光山县为核心的两大高水平密度圈,而且在湖北郧西、江西莲花、福建长泰以及湖南安仁等县形成多个增长极。(4)从产品区位商看,具有地理标志产品的县域单元,政府官员参与直播带货的频数较高、活跃度强且经济效益较高,但不同的地理标志产品亦有直播效益的差异。其中,瓜果蔬菜类县域单元的政府官员参与度更频繁且直播带货的销售额更高,而粮食油料类、禽畜蛋类的参与频数低且直播销售的带动效应不强。(5)从影响因素看,主要因子为直播规模与直播频率、地理品牌资源优势、官员受教育程度,次要因子为直播电商发育水平、相关产业基础实力以及互联网营商环境,一般作用因子为信息化水平、政府支持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