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估与分析——以宁夏为例

为了精准评估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借鉴,本文选择从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量增、面扩、价降、质提等四个方面,构建更为全面的衡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采用变异系数法和算术加权法测算出2012~2022年宁夏13个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及四个分类指数。研究表明,宁夏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水平显著提高,但是县域间发展存在明显差异,各县域绝对值水平仍有较大上升空间;四大分类指数中“量增”指数得分增长最快,“面扩”指数次之,“价降”与“质提”指数增长相对缓慢。建议进一步加大县域金融资源供给力度、因地制宜制定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措施、优化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结构。

环长株潭县域普惠金融水平测度及分布动态研究

对2009—2014年环长株潭地区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定量评估,并运用非参数估计法探究分布演化特征,结果显示:该区域普惠金融水平整体上呈现先升后降态势,核心地带发展水平比边缘地带更高、更稳定。随后运用扩散—回波效应的机理对其进行诠释:因边缘地带较于核心地带距中心城市更远,金融发展环境较差,以致发展资源被抢夺吸收。因此,要推进区域普惠金融的国家级战略,不仅要调动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业务的积极性,更要提升受回波效应影响的边缘地带以及相关群体对金融资源的吸引力。

中国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非均衡及收敛性分析

基于2010-2015年中国1733个县(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趋势面和泰尔指数刻画2006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后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其来源,并运用空间收敛模型检验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演进态势。研究发现:中国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逐步提升,但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非均衡状态;全国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总体差距在缩小,相比省际差距,省内县级区域间的普惠金融发展差距始终是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县域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绝对β收敛、条件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且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落后的西部地带和低-低集聚区内实现了最快的收敛速度。上述发现为认识中国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进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差异化的区域普惠金融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践依据。

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模型

以江苏省44个县域为样本,测度2009—2014年江苏省各县域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县域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江苏省44个县域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苏南县域地区金融普惠水平较高,多数苏中和苏北县域地区金融普惠水平较低,且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即地理位置相近的县域具有相似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影响县域普惠金融水平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普及率、教育普及程度和道路密度。

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聚类分析——以江苏省20个县为例

县域经济是以"三农"为主体的地区经济。以江苏县域为研究对象,对江苏省20个县进行的聚类分析结果表明,江苏县域普惠金融发展呈现不平衡性及多头变动趋势。为此,县域普惠金融机构及行业应更加注重服务低收入群体,开拓农村金融市场;按照"一县一策"原则,实施"金融科技"战略,实现线上线下互动发展,多渠道、宽角度为大众提供丰富的高质量金融服务,促进县域多元化的金融供给与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匹配协调发展;加强与其他县域普惠金融的交流合作,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动社会均衡发展。

县域普惠金融发展与经济包容性增长——基于云南省120个县域数据的实证分析

建立普惠金融发展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理论模型,基于云南省120个县域经济数据,实证分析普惠金融发展的包容性增长效应。考虑到普惠金融发展对不同经济发达程度县域以及不同收入阶层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进一步采用分层比较研究和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表明: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县域居民减贫增收,并改善县域内部收入分配格局,更重要的是,在不考虑极少数富裕群体的情况下,贫困群体的普惠金融发展边际报酬率最高,这说明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包容性增长。此外,对于内部收入差距越大的县域,普惠金融发展对缩小其收入差距的力度愈加有效,因此,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提高了经济体系的包容性。

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南省为例

发展县域普惠金融是湖南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依据2017年湖南省各县域经济金融数据,构建县域普惠金融指数,发现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水平存在区域差异,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水平对其有正向提升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和农业产值占比则反之。据此,应着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构建多层次普惠金融体系,加强普惠金融教育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并发挥政策引导和激励作用,协同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

贵州省县域普惠金融减贫效应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面板数据,从金融服务的渗透性、使用情况和使用规模三个维度构建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贵州省毕节市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地区的减贫效果。结果表明:2009~2018年毕节市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地区之间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不平衡,下属7个县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现出较强的地区差异性;县域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地区的贫困减缓有着显著影响。并就进一步发展普惠金融和增强金融减贫效应提出相应的建议。

京津冀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构建包含传统与数字金融主体的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京津冀2014-2018年130个县(市)数据,分析了京津冀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时空布局及演化规律,并构建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了数字金融、传统金融分支机构、通信设施、经济产业及人口等因素对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驱动作用。研究发现:一是京津冀县域普惠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环京津、石家庄和唐山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较高,呈现出以京津唐、京津石为增长极向周围扩散的趋势;二是数字金融发展、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优化和人口密度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三是不同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驱动因素存在差异。

做好县域普惠金融工作的建议

一是锁定获客源头。组建专业的“普惠团队”,开展“进村、进市场”等活动,抓住客户源头,特别是根据专业市场特性,依据不同市场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如根据建材市场、家具城经营个体“小而密集”的特点,可采取“以一带多”的营销思路,即通过服务好龙头客户,由他们进行贷款转介绍,从而达到宣传产品及渗透市场的效果。

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思考——以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为例

本文从普惠金融发展背景出发,使用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制定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对青海省大通县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并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等计量方法分析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与金融服务使用情况间的关系,得出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与金融服务使用情况有较显著的双向正相关关系。结合当前普惠金融发展的现实提出几点建议。

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研究

基于对县长个人的问卷调查,测度了县长数字金融知识水平,并分析其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及影响渠道。结果表明,县长高水平的数字金融知识,可以积极促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拓展覆盖广度、增加使用深度。这是通过提高县长数字金融信任水平和降低数字金融认知偏误发挥作用的,即数字金融知识水平高的县长对数字金融的技术信任和市场信任度更高,且对县域数字金融发展现状的认知偏误更低。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在经济发达的县域,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更显著。以上发现意味着在官员选任或提升其治理能力时,需重视对其金融知识的考查和提升。

县域数字普惠金融与数字乡村建设耦合协调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促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数字乡村建设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到乡村振兴的实现。论文在剖析县域数字普惠金融与数字乡村建设耦合机理的基础上,选取2019-2020年我国1744个县域作为样本分析其耦合协调发展状态、地区差异、空间效应以及影响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因素。结论如下:(1)县域数字普惠金融与数字乡村建设耦合协调水平有所上升,但仍有约八成县域处在初级和中级协调阶段;地区上呈东部最高、中部次之、东北和西部地区最低的格局;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等试点地区耦合协调水平相对较高。(2)大多数县域其数字普惠金融与数字乡村建设处于同步发展状态,发展失衡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东北地区。(3)两者耦合协调发展呈现空间集聚性,高高聚类区和低低聚类区分别集中在东部、中部地区和西部、东北地区。(4)健全的数字基础设施和较高的数字素养是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基础,政府支持引导是两者耦合发展的重要外部推力。因此,促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与数字乡村建设耦合协调发展不仅需要因地制宜、空间联动、区域协同,也需要政府支持引导,尤其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素养提升方面。

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模式与路径探索——基于山东省阳谷县和兰山区的调研

《“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优先行动,为促进共同富裕背景下全面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建设与发展明确了重点方向。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是我国近年来经济领域的发展重点,本文以2021年调研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与临沂市兰山区的截面数据为样本,运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二值Logit模型对阳谷县和兰山区两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发现硬件设备、网络覆盖、个人金融知识储备等措施对当下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促进作用,并结合调研实情为县域提出了“三联、二扶、一护”的“3+2+1”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模式,以期实现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精准对接。

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探究

与传统金融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成本低和惠民程度高的优势。随着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壮大,县域数字普惠金融也快速发展起来。数字普惠金融在传统金融体系之外为居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金融服务模式,改变了居民的生活方式、金融素养和家庭收入,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进程。本文从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出发,研究其发展困境,并借鉴典型县域的实际经验,提出优化其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广西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时空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以空间探索性数据分析与空间回归方法,对2017年至2021年广西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时空演变情况和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广西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整体水平呈上升趋势,在空间分布上,东部县域“高-高”集聚现象明显,南部县域呈现高低交错的特征,低水平县域集中于西部地区;广西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促进因素为经济金融发展及产业结构升级,抑制因素为不当政府干预、城乡收入差距及交通设施过度建设。据此提出加强政府引导而非干预、发挥区域互补优势、统筹城乡发展协调、线上线下金融共同发展等政策建议。

中国县域普惠金融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县域普惠金融的均衡化发展是助推国家金融战略实施的重要环节。文章采用中国2007—2017年1972个县域数据,考察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时空格局、演进趋势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县域普惠金融整体水平较低,且呈稳步上升趋势;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存在显著且随时间扩大的地区差距,并具有显著空间正自相关,且高热点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和成渝城市群;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演化趋势存在显著的"俱乐部趋同"和"马太效应",同时处于高水平县域的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最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就全国而言,公共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与本地及周边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而就地区(东中西)而言,各影响因素差异性明显。最后,依据实证结论得出相关政策启示。

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包容性增长了吗?——来自全国2116个县域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2000—2019年全国2116个县域面板数据,利用OLS最小二乘法和DID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普惠金融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发展整体能够显著降低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这一效应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更为明显,但随着时间推移呈减弱特征;普惠金融发展总体上对区域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显著正向效应,但在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并不显著;良好的制度环境对普惠金融发展所带来的区域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正向叠加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积极影响。鉴于此,构建更具包容性的金融服务平台、推进信息化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健全差别化监管体系应是未来进一步发挥普惠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促进作用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