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额非“定额”——晚清各府州县学缺额研究

众多学者把清代各府州县学学额作为实际取额,并以此进行相应的推算。用这种推算方法来研究清前中期未尝不可,但对于晚清来说,则往往夸大了实际数量。晚清战乱灾荒频发,受影响地区经济破坏严重,人口大量损失,应考童生常常不足,文风也普遍下降;同时,许多地方都捐广了数量不菲的学额。在"任缺毋滥"的体例下,缺额成为常态,其中武学本身就不为士人所重视,缺额尤为严重。今后利用清代学额来进行相应推算时,为避免高估,应对缺额现象予以足够的重视。

美国科布县学区教师专业发展培训计划案例与启示

本文通过展示科布县2004-2005年教师专业发展计划案例,介绍美国教师继续教育的最新特点,以期对我国的教师继续教育带来启示。

晚清湘学发展的县学因素

湘学在经历了元、明时期的相对沉寂之后,进入了晚清繁盛时期。促成这一时期的繁盛现象,除了学术发展内在的规律及客观环境外,县域人文因素或曰县学的积淀,是重要的元素。新化邓显鹤于湖湘文献特别是船山遗书的收集整理、湘乡曾国藩经世理学士人群体的崛起、浏阳谭嗣同对中西学术的融通,促成了晚清湘学的发展与转型。

明清德安县学迁址之争与地方文化变迁

明清时期,九江府德安县(今江西德安县)县学多次搬迁和移向,水患、科举和民间风水信仰成为主导县学学址的主要因素.和大多数的观察结果相似,在传统的中国地方社会,以县令为代表的国家控制势力仍然是地方社会文化变迁的主导,德安县学迁址之争的最后落幕亦是在官府势力的主导下完成的,其结果是德安地方的民间努力被当局者有意识地引导并为其所用.

宋代县学述论

宋代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较为完善的学校体系。县学作为宋代官方学校体系最基层的一级,在宋代的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分阶段介绍了县学的兴起和发展过程,阐明了县学在宋代兴盛的两个重要原因,分析了宋代县学的分布特点及原因,简单评价了县学在培养人才和推进教化等方面的作用。

明清时期宁化县学的建设和运行

明清时期,宁化县学在“风水”观念的影响下,多次迁址重建,内部建筑部件也逐步完善。作为一所官办学校,其教学内容既包括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儒学经典,也包括以先圣乡贤为对象的文庙祭祀;经费来源既有政府划拨,也有个人捐献,体现了灵活办学的特点。随着国家科举选士制度的不断规范,当地从官方到民间充满了浓厚的向学氛围,宁化县学的规制及附属设施也随之逐渐完备。

洪武时期府州县学设置及其特点考述

明朝洪武时期，全国府州县学的普及率达９０％以上，是前代所未曾有过的。本文从《明一统志》、《明实录》等文献中，搜集第一手资料，制成精确的“洪武府州县学设置统计表”，并对府州县学设置特点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

宋代州县学的赐《九经》与藏书制度

九经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谷梁传》。贡举科目。州县学校得到皇帝赐《九经》,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皇帝给地方学校赐教科书,对州县学的发展壮大和州县学的藏书制度的建立、完善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明代府州县学教官选任来源的变化及其原因和影响

明代的府州县学在官办教育中处于基础地位。其教官又是明代教官队伍的主体,所以,探讨府州县学教官选任来源的变化,不仅可以反映其本身素质的变化及对教育的影响,而且可从一个侧面揭示明代教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本文不揣谫陋,就此试作初探。

里耶秦簡中遷陵縣學官和相關記録

里耶秦簡[1]中有關於秦王朝洞庭郡遷陵縣負責縣學的職官'學佴'和徒工學習訓練的記載,輯録如下。釋文重新编號,括號内爲出土登記號,取消原來行款,殘斷以□表示,不能辨識的字以口表示,存疑的字加□,重文符號取消,以()補出所重之字:1(15—146)直學佴,令教以甲子算馬大襍。2(15—154)

清代芜湖县学,中江书院藏书考略

本文通过有关史料的梳理，对芜湖县学藏书特别是中江书院的藏书史实及规范章制度作了较为细致的考辨。认为：中江书院藏经阁是芜湖近代图书馆的滥觞。

雅健:张裕钊书学与文学的共同追求——以《重修南宫县学记》内在矛盾的化解为例证

张裕钊《重修南宫县学记》是一部文书俱佳的珍品,但同时也是一部充满矛盾的作品。其矛盾主要体现在文章立意、文书表现、书法呈现等方面。雅健不仅是张裕钊古文创作的追求,也是其书法创作的追求。正是在求雅求健的自觉追求中,“南宫碑体”的内在矛盾得以化解,并成为一种典范。

象州县学校德育工作重实效

象州县学校德育工作重实效在加快实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热潮中，如何引导教育学生成才，使他们成为四有新人，是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亟待解决的新课题。象州县是这样做的：一是建立健全学校德育机构，形成工作网络。从县教育局到各学区、中学都成立...

从“学官不下州”到“县学设教谕”:元初地方学官体系的再造

忽必烈混一南北之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内的县级官学推广设立“教谕”一职,主管一县学事(偶亦兼摄政事),改变了唐宋以来“学官不下州”的地方官学治理格局。元朝以此为基础,重新为士人阶层设计了一套以教谕、学录等低级学官为仕途起点的官僚迁转系统。随着科举的复行以及元末政局混乱,其变革的尝试虽然最终归于失败。然而,在元代特殊的文治政策影响下,元代地方学官不同于前代同侪,成为倾向大一统政治权威的新型地方精英。

晚清教育转型与府州县学的变迁

府州县学是清王朝教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化、礼仪、科举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职能,但其本应着重承担的教育职能却已相当的弱化。在清代,府州县学实际上并不承担对于民众的教育责任,清政府亦无法提供强有力的财政支持,教育基本上是民间的自为行为。近代以来,随着新式教育的逐步建立,府州县学愈发在教育上处于尴尬的地位;而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其所承担的科举职能亦告结束,这就使得府州县学成为了仅仅在岁时举行祭祀和行礼的冷衙。在清末教育变革的过程中,由于清政府未能对这一传统的官办教育机构进行改造和利用,导致府州县学沿着既有之发展轨迹走向了终点,遂成为了历史的遗迹。

金代县学述论

金代县学兴建的资金主要来自私人募集。聘请教师、招收学员也都由地方负责,与府学、州学不同,县学更多地带有私人性质。其发展历程可分为金初萌芽期、海陵王至章宗朝的兴盛期及金末衰落期。金代县学在改善地方风气、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两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由于国家财政投入不足,而且缺乏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约束,金代县学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芜湖县学记》书年献疑与驳正

关于米芾《芫湖县学记》之书丹年份,因碑文残损及史料缺失,历来有"崇宁元年""崇宁二年""崇宁三年"等说法,然各说均无详尽之论证。今通过识读碑文原义、考证米芾任职无为军经历,并裁断时任芜湖知县林修之任职年限,基本可将"崇宁元年说"与"崇宁二年说"排除,确定该碑之书丹年份为"崇宁三年"。

论元代庙学书院的规模

庙学(儒学、郡县学、路府州县学)和书院是元代儒学教育的重要机关。即在元代的官办学校例规集所谈的庙学典礼中,两者也被合称为“庙学书院”、“儒学书院”、“路州县学书院”、“府州军县学校书院”等。简言之,以“学院”作为两者的通常称呼,是指庙学与书院受到了同样的看待。这不外乎是两者在元代的性质相同和受到官府的同一支配的缘故。无需赘言,庙学即是官办,设立于各路府州县学。书院与庙学的产生不同,尽管它是属于民间的教育机关和学术研究机关,但自南宋末期已有官办化的现象;至元代。

论宋代提举学事司的创制与其在教育传播中的督导功能

伴随着北宋地方学校教育传播范围由点到面的扩大,崇宁二年在地方诸路创制提举学事司专职负责地方的教育管理与教育传播,这是中国古代教育传播史上设立最早的专管州县教育的最高教育行政机构。提举学事司作为一种制度形态文化的建构,其督导管理教育传播的职能包括对地方教育政令的传播贯彻和对学校教育的视察、监督、考核、指导等,它所特有的督导教育传播的功能,在优化地方教育管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提高教育质量与增进教育效益的制度优势,被后世所沿袭继承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从而形成了一种督导制度形态的新文化类型。提举学事司在宋代教育三次兴学设教、创法立制的教育传播实践中对管理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标志着我国教育督导制度在宋代已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