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资”与“带禄”:两晋南朝郡县守令的两种品位功能及其消长

“叙资”与“带禄”是附丽于中国古代行政职位之上的两种重要品位功能。西晋以降形成的重视内官的选官格局,导致郡县守令职位在官僚迁转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使得守令的“叙资”功能持续低落;东晋以降形成的财政、军事格局,则使得官员普遍为求取俸禄而出任郡县,朝廷为给官员发放俸禄而除授郡县,守令的“带禄”功能持续高涨。“叙资”与“带禄”的消长过程并非彼此孤立,守令“带禄”功能的高涨进一步触发了其本身“叙资”功能的低落,也使得原本出自军事考量的僚佐带督府下辖守令、在京官员遥带守令这两类制度现象,在南朝演变为官员“带禄”的重要方式。此外,发生在守令职位之上的品位功能消长,还影响了南朝十八班的官阶面貌。

试论明代的州县吏治

明代州县处于官僚和社会矛盾夹击的两难境地 ,是吏治腐败的滋生温床。国家政策的逼迫和自身利益的诱导 ,使催科赋税虐民过甚 ;馈送贿赂和过客索要 ,成为填不满的黑洞 ;进士举监分途 ,对州县吏治消极影响极大 ;狱讼的黑暗和吏胥乡官生员对政务的干涉 ,形成地方政治的严重弊害。明朝之亡 。

唐学东渡与吉备真备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就有密切交往,尤其中国盛唐,正值日本奈良时代,日本不断派出仪容盛大、人数众多的遣唐使,可以说是中日交往的黄金时代。①随使入唐的留学生、留学僧,不畏艰险,渡万里惊涛来到长安,如饥似渴地吸取唐朝先进文化。特别是吉备真备两度来唐,留学十七八年,“研覃经史,该涉众艺”;②才华横溢,播名于唐,回国后位列公卿,参与国政。在输入、吸收、汲取中国文化,推进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可以说他是日本奈良时代传播中国文化的功臣。

秦二十六年临湘守戈考

学界对秦"二十六年临湘守戈"的年代和戈铭中"临湘守"的理解一直存有争议,本文从地名"临湘"入秦的时间着手,定其年代为秦始皇二十六年;认为"临湘"不可能是"郡治县名代替郡名",也不可能是新见的郡名,戈铭中的"临湘守"应该是县守,该戈应为秦代县级武库制造的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