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控制”到“治理”——解读“县政乡治”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控制”为标志的“乡政村治”模式不仅不能有效抑制政府公共权力的异化,而且也不能有效推动乡村社会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因此,建立以“治理”为标志的“县政乡治”模式不仅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且是一种适合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环境和治理规律的理想模式。该模式不仅具有一系列重要特征,还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

“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模式中的利益博弈

介绍"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模式的主要内容,从具有约束机制下的村民合作、县政府和村委会的委托—代理关系两个方面分析了模式中的利益主体,并建立相关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得出:"县政.乡派.村治"模式充分调动了村委会的自我激励特性,同时也让政府的监督能力得到施展。

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特征与影响

在国家与农村关系的制度框架下,从政府与乡村社会两个层面和"官治"与"自治"两条主线考察,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呈现出一条自治化(县政乡治)——行政化(乡政治理)——行政化与自治化并行(乡政村治)的变迁轨迹。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特征在当代的影响深远,以至我们改善乡村治理的任何努力都不可能脱离"乡土中国"熟人社会抑或半熟人社会这一历史基础及其演变,都不能不重视乡村治理单一行政化的近代特征及其教训,都不能不肯定村民自治这一具有民主价值的当代元素。

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逻辑及其影响

在国家与农村关系的制度框架下,从政府与乡村社会两个层面和"官治"与"自治"两条主线考察,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呈现出一条自治化(县政乡治)——行政化(乡政治理)——行政化与自治化并行(乡政村治)的变迁轨迹。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逻辑影响深远,以至我们改善乡村治理的任何努力都不可能脱离"乡土中国"熟人社会抑或半熟人社会这一历史基础及其演变,都不能不重视乡村治理单一行政化的近代特征及其教训,都不能不肯定村民自治这一具有民主价值的当代元素。

从“村自治”到“乡自治”——乡村治理体制改革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

伴随我国乡村国情的变迁,现行的“乡政村治”的治理体制面临巨大挑战,“撤并乡镇”的治理体制改革模式也深陷困境。构建“县政乡治村派”的新型乡村治理体制,实现从“村自治”到“乡自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民主事业发展的新航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佳治理体制。

从村治到乡政:乡村管理的第二次制度创新

人民公社体制废除以后 ,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的基本模式为“乡政村治”。近 2 0年来 ,伴随农村微观经济体制的改革 ,村治发生了重大变迁 ,特别是村民自治的制度框架已基本建立 ,由此构成乡村管理第一次制度创新的主要成果。但是 ,作为国家政权基础部分的乡政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革 ,从而严重制约了村民自治的发展和乡村的有效治理。为此 ,乡村管理必须进行第二次制度创新 。

从“村自治”到“乡自治”——乡村治理体制改革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

伴随我国乡村国情的变迁,现行的“乡政村治”的治理体制面临巨大挑战,“撤并乡镇”的治理体制改革模式也深陷困境。构建“县政乡治村派”的新型乡村治理体制,实现从“村自治”到“乡自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民主事业发展的新航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佳治理体制。

县乡村体制整体设计的基本原则及具体进路

下一步县乡村体制改革设计,应遵循差别性、依附性、适应性、整体性、消极行政五项原则。基于上述原则,传统农业型地区县乡村体制整体设计应遵循推行村治、实行乡派、建立县政、改造县政的进路,由此构建出一个整体的县政乡派村治的县乡村行政体制框架。

如何构建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

近年来，全国乡镇机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许多地方以“撤乡并镇”和“减人、减事、减支”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并没有真正建立起一套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在我国，中央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如何与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实现有效的对接，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实践课题。目前，学术界提出了“撤销乡镇”、“县政乡派村治”、“乡镇自治”等等不同的政策主张，这不仅表明了人们对乡镇一级政府究竟是“弱化”还是“强化”、“行政化”还是“自治化”的基本判断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而且显示出人们对乡镇一级政府的基本功能和重要地位认识不清。

强县政、精乡镇、村合作:一种新型乡村治理结构

"强县政",符合国家现在的政策,是实现"省管县"的前提,不是以前的县政乡派村治;"精乡镇",即不是简单的精简乡镇机构,而是转变乡镇机构职能,减去不必要又无力完成的职能,增加公共服务,特别是信息提供上的职能;"村合作",是各村之间的一个联合,以民间组织为依托,不是单纯的加强村级职能和村级财政,村合作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农村整合的一个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