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下乡”与近代中国乡村变革的困境——对20世纪30年代县政建设实验的解析

辛亥革命后,中国乡村社会日益落后的现状与知识分子的理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一部分知识分子带着重建乡村社会的理想"下乡",并在20世纪30年代与国家政权改革县政的政治追求相结合,形成了一股县政建设的潮流。这些知识分子通过"民族文化的重构"、"科学的西化"和"国家权力向下渗透"等方式对乡村进行改造,却又因近代以来国家政权的长期不合理而导致的乡村社会转型内驱动力缺乏的困境,最终又无可奈何地离开了乡村。

“政学合一”:20世纪30年代的定县县政建设实验

1933年5月,根据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的决议,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在定县成立,标志着平教会开展的定县实验进入了县政建设实验阶段。这既是平教会推进定县实验的必然选择,也是南京国民政府给予决策支持的结果。研究院采取若干兴革举措,并取得一定成绩。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定县县政建设实验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尽管如此,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县政建设而言,定县实验仍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和贡献。

梁漱溟的县政建设实验及启示意义

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在邹平从事的乡村建设实验开始转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县政建设实验阶段。在这一阶段,梁漱溟通过乡学村学的组织,自下而上,"从根底做起",以教育力量来改革行政,其目的是要在实际事业中养成农民"自动"的能力,促进自治的进展,从而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设新的礼俗。

刍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江宁县政建设实验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在“三民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建设实验区,以改革县政。江宁县政建设实验采取了调整县政务组织、充实县政府组织、增设自治行政指导与监督人员及调整县党务关系的措施。江宁县政实验是南京国民政府自治精神的直接反应,其运作模式更具优越性,改革了旧有组织,使县政体制更加规范化、合理化,为南京国民政府日后推行自治提供了范本,但县政改革后使得行政化力量日益明显,民众认同感缺失。改革者们只看到乡村社会病态的表现,缺乏对农村问题的根本性认识,因此导致改良成果推广缓慢,产生影响较小,历时4年的江宁县政实验最终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