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安定郡彭阳、安定、抚夷三县治所考

本文依据文献及考古资料,重新探讨了西汉安定郡彭阳、安定、抚夷县治的具体位置,认为彭阳县治在今甘肃省镇原县太平镇茹河北岸的阳湾遗址,抚夷县治在今三岔镇蒲河北岸的梁台遗址。笔者认同《中国历史地图集》关于彭阳、抚夷两县治所方位的标注,并为之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进行佐证,且进一步确认其位置。本文对标注在今泾川县的安定县重新进行了考证,认为县治在今镇原县东南10千米处城关镇茹河北岸的后河遗址。

以县治边:中国边境治理的行政单元

近年来边境在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中的地位空前提升,由此将如何认识进而优化边境治理的问题凸显了出来。中国的边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地理空间范围,而是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基层政权建制,县域是界定和划分边境的基本空间单位,140个边境县和58个边境团场共同构成了狭义上的边境区域。在这样的空间场景中,县域的公共性问题,也是国家的边境问题;县一级的地方政府,也是边境政策的落实主体;县域的治理过程,也是边境治理的基础环节。总之,沿边地带的县域治理,构成了中国边境治理的基本行政单元。为此,给予边境县以特殊性的关注和支持,是攸关国家边境治理成效的关键所在。

秦汉秣陵县治新考

传统观点认为,秦汉时期的秣陵县治一直在今南京南郊江宁区秦淮河中游的秣陵街道,直到三国初年,孙权才把政治中心迁到今南京市区。根据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的线索,本文认为,秦代秣陵县治继续沿用战国楚金陵邑城,仍在南京城西的石头城。汉高帝六年(前201年),在全国县邑筑城的形势下,秣陵县治东迁至南京城西冶城与西州桥之间,至东汉未改,孙吴时期继续沿用为建业县治,此即后世东晋、南朝之西州城故址。直到西晋太康三年之后,秣陵县治始迁往今江宁区秣陵街道。

西汉北地郡属县治城考

西汉北地郡建制承袭秦北地郡,其辖区几经盈缩,元鼎三年(前114)后趋于稳定,最迟至汉平帝元始二年(2),北地郡辖有19个县。结合文献资料、文物考古资料和实地考察资料,推知这19个属县的治城位置,进而复原西汉北地郡属县的地理空间分布格局。

民国初期的省治、县治及地方与中央关系——兼论孙中山民治基础的思想演变

民国初期的“省治”与“县治”问题,不仅仅关涉地方自治的层级之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它还含有是以“省”还是以“县”为地方自治基本单位的争论,即时人对地方与中央分权的关系设定。而其时孙中山对地方自治基本单位的确认或后期变化,则始终都是将其置于有利于国家一统的地方与中央关系的格局来认识的。

改善我国县治的若干思考

县治乃国治之根本。本文分析了当前中国加强县治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与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若干改革建议,包括更加彻底进行强县扩权改革;深化村民自治改革;深化分税制改革,匹配县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规范县级财政收入,公开财政预算报告;建立配套县治改革措施,强化监督,细化地方官员升迁考评机制。

古代县治权力监督机制得失察考

基于"郡县治,则天下治"而生发开来的县治权力监督,呈现出三层监督体系的架构,内含"以卑察尊,以小制大",回避防腐、峻法惩贪和官德导廉等灵活性与规范性并举的机制,也存在着官僚政治网络里多元监督无奈、官吏薪俸不济时导致勤廉监督难为的教训。

黄梅古县治考

黄梅是鄂东千年古县,长期南北分县而治。西汉时,北部属蕲春县,南部属寻阳县,至隋后,始有黄梅一名,民国时期县域南北合为一县。黄梅县旧曰永兴,黄梅县城沿自永兴县,旧多谓古县治在县西白花畈,至元代迁移至现址。但据新发现的大量史料看,至迟从唐代起,黄梅县治就在现址,并沿袭至今。

汉代零陵县治考

零陵县是古代湘桂走廊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县份 ,但其县治所在地长期以来模糊不清。本文根据史书记载 ,结合考古发现 ,通过综合对比研究 。

秦汉时期海盐县治在金山县戚家墩遗址说

谭其骧先生在《上海市大陆部份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一文中着重指出;“上海境内的古城,同时也有可能发掘出来的,应是秦和西汉时期的海盐县城,希望考古工作者注意及此。”笔者认为这一见解极有意义,根据一些资料和近年初步探索的心得,特提出以下的假设:秦代及西汉时期的海盐县治就是众所周知的金山县戚家墩遗址。

内江清溪摩崖造像与古清溪县治

清溪,是一个古老的地名。现属于内江 县高梁区安仁乡所辖的一个行政村,即清溪 村。距内江市区约40公里,与此石刻艺术 著称的安岳、大足相互毗邻。属于红沙质深 丘山区。在1987年夏天的文物普查中,文 物普查组经当地村民引导,在此地发现十八 龛317尊摩崖造像。据附近的残存碑刻表 明,经明代内江的著名人士余之祯考证,清 溪这个地方曾经是唐、宋时期的清溪县治所 在地。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发现。现将调查 情况,择要简报于后。

明代昭平地域县治的废设探析——兼论其地缘社会结构与族群关系的演变

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广西府江流域的龙平县被废革,成化年间建立昭平堡,降至万历四年(1576年)复设昭平县。实际上,龙平县的废革反映了明初王朝力量难以深入府江流域的社会现实。此后,昭平堡的建置表明国家权力深入府江流域的决心。继而,随着当地王朝性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发展和防治瑶变、僮变的迫切需要,朝廷终于在明末复设昭平县。历时性梳理昭平地域县治的废设过程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其对地方社会结构和族群关系产生的影响。

秦汉以来城固县名及县治考析——兼论汉安阳县治地望

秦汉以来与城固县相关的地名较多,城固县治也几经迁徙。由于文献记载相对零散,部分记载还相互抵牾,这就使后人对有关城固的不同地名及城固县治地望产生了争议。本文从已有研究成果入手,充分利用传世文献、考古等资料对前人成果进行了详细考辨,指出了文献记载的部分错误及前人研究的不足。

清末民初县治与圩市的融合——上林土县的城市变迁研究

在中国古代赋役经济背景下,士绅与商人间联系较少,县治与圩市也存在着功能差异,因此县治与圩市常常是分建的。清末民初,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县治与圩市两者的功能开始重叠,士绅与商人间的联系也变得紧密,县治和圩市渐渐融合。县治与圩市的融合,是赋役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个重要表征。

南宋士绅群体的变迁及其影响——以县治为中心的考察

以"寓公"与"士人"为代表的南宋居乡士绅群体既是官民之间的媒介,又是基层空间秩序的重要维持者。他们置身于县治的背景之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县级官府统治力的不足。他们的影响并非完全体现在其与县治的良性互动之上,也不乏在基层权力空间中的激烈较量。"民化"与"官化"是对县治背景下的居乡士绅群体活动轨迹的两种反向的描述。伴随着自身的"民化",士绅群体给县治的展开制造了障碍。"官化",即充当地方官的职能角色并协调基层公共事务。在官方力量缺席的情况下,居乡的士绅群体也能主动介入并发挥着许多积极的作用。通过考察南宋士绅群体的变迁,可以窥见传统中国的基层治理带有怎样的文化基因,又会遇到哪些问题与挑战。

百泉县县治迁徙考

长期以来,史学界只确定百泉县在阳晋川(红河川),但具体地点不明,也有方志界朋友暂定彭阳沟口姚河村。本文以大量史实确定,隋代百泉县治所在彭阳县红河乡友联村马河组城子胡同、武德八年百泉县治由阳晋川迁至现在彭阳县城老城址,又从历史典籍、地理方位、出土文物等方面佐证了唐百泉县迁到彭阳老城的具体过程,基本澄清了历史史实。

西汉安定郡临泾、安武县治考

本文依据文献及考古资料,重新探讨了西汉安定郡临泾、安武县治的具体位置,认为临泾县治在今甘肃省镇原县屯字镇洪河南岸的川口遗址,安武县治在同一流域的平泉镇麻王村民乐遗址。笔者同意《中国历史地图集》关于两县治城方位的标注,并为之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进行佐证,且进一步确认其位置。

象山唐代县治彭姥村址考

唐神龙二年,象山立县,设治于彭姥村。本文从彭姥村应与彭姥岭相近、西门周边历史人文环境、史志记载以及考古遗物等四个方面,并结合对《元和郡县志》"象山东麓彭姥村置县"的解读,确认彭姥村应位于现象山县城西门一带。

醴陵城的建立发展与县治迁徙

醴陵建县之前曾为候国,汉高后四年(BC184年)建立,孝文帝四年(BC176),刘越因罪被废而国除。醴陵国的建立体现了西汉政府对湖南地区的控制。国废之后至东汉初期,东汉政府才在故国的遗址上置县,后受自然灾害和战乱影响,北方居民南下,一部分百姓散入醴陵县城,使得局部人口增长,最终促使县治搬迁至姜岭东麓平岗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