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治理边界的历史探讨与现实逻辑

现代县级治理是科层化的治理体系与多元化治理方式相结合的产物。以权力的收放为中心,中央权威与地方自治的关系一直处于动态调整和不断变化之中。现代中国的基层治理界限不断放开,但依然遵循政府主导的、基层自治为辅的治理逻辑。当前基层治理的创新是政府主动地、积极地适应当前环境不断变化的结果,并不意味着政府领导力的削弱,这是中国基层治理的本质特征。未来县级治理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县级政府的治理能力能否跟上时代步伐,在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上,能否应对日益多元化社会的挑战。

央地关系视野下的县级治理

郡县治,天下安。县级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关键与基础,又是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重要支撑。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情况复杂的国家,若能充分调动县级治理的积极性,做到因地制宜,国家治理就会大有成效;若县级治理缺乏积极性,国家治理就容易陷入空转。当前,县级治理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由于强调指标化,自上而下的各种中心任务切割了县级治理的完整性,县级政权不仅难以统筹资源,其职能反被条线任务所制约,县级治理也难以做到因地制宜,缺乏积极性主动性,由此影响了国家治理的效能。因此,依据实践情况及时调整央地关系,在收放结合之间做好文章,既调动县级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又防止县级政权借口地方情况特殊乱作为,是当前时期国家治理的重要课题。

县级治理中的核心行动者:成长与规引

地方核心行动者在制度的解读和落实、人民意志和国家意志的沟通和反馈中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县级核心行动者则起着基础作用。如何明确县级核心行动者的角色和价值,及其成长的过程,并反思个体的局限性,使个人优势最终让位于整体优势与制度优势,实现民主化与法治化,推动县级治理走向成熟。

网络公共领域建设在县级政府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网络公共领域是由网络技术构成的一种全新形式的公共领域。网络公共领域的建设,有利于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提高办公效率,使公众充分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通过网络平台建立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广泛沟通,公众的民主参与程度得以扩大,实现政府与民众的"上行下通"、"下情上达"。

县域视角下典型治理的成因与限度——以广西B县项目制实践为例

项目下乡背景下,以"重点村"为对象的典型治理成为县级治理的基本方式。典型治理虽然延续了中国典型工作法的外在形式,并从中获得了政治合法性和政府推动力,但其具有独立的形成逻辑:面对基层治理体系失衡产生的治理困境,"以县为主"的项目治理主要通过以特定村庄为抓手、以项目资源集聚为方式实现。但是,典型治理也导致"典型"从手段向目的本身的异化,扭曲了"以点带面"的动员性意义。重塑基层治理体系,才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根本之策。

宏观制度变迁条件下的县级“治权残缺”

本文从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出发,将县级治理放在改革以来的财税、金融等宏观领域的改革与土地制度变迁中加以考察,认为宏观改革对县级治理的影响经历了"三个十年"的阶段性变化:1980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形成相对完整的地方治权,但也开启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发展模式;此后,以"扩权放权"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改革发生逆转,1990年代"财权上收事权下移"、21世纪初"金融权上收发展指标下压"以及建设用地指标严控管理体系,既是中央对地方政府公司化行为的客观约束,也构成县级"治权残缺"的三个主要方面。其他重要领域的垂直管理体制和市管县体制也加剧了县级治权的残缺化程度。这是当前县级治理陷入困境的体制根源。

“一带一路”倡议与沿海港口资源整合:以江苏为例

本文通过分析江苏沿海港口资源发展现状及趋势,提出沿海港口的"县级"治理主体层级偏低不适应转型发展需求,并依据Stackelberg分析模型提出,县级的港口治理主体结构由于个体理性下的利益诉求,建设满足自身县域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港口吞吐能力,形成小而分散的港口供给结构,致使均衡条件下市域和省域港口吞吐能力建设偏离整体最优规模,引发港口间盲目竞争,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市域内港口资源应进行紧密型整合,形成市级集团化港口运营实体,市域间资源进行松散型整合,建设沿海三市港口协调委员会的结论。从而为江苏沿海港口更好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支撑。

数字治理视角下县级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评估体系研究

县级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非常重要的单元,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县级政府治理现代化评估是提升县级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抓手和密钥。数字治理视角的引入能够提升评估工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重塑评估流程,提高评估效率。本研究在数字治理视角下对县级政府治理现代化评估的价值理念、逻辑框架、评估主体、指标维度进行了阐释和分析,初步构建起新时代数字治理环境下的县级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评估体系,以期能够推进县级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