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州县衙门经费

本文通过对清代州县衙门经费的量化分析,发现州县衙门经制性经费与实际所需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清廷虽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终清之世,效果寥寥。因此,州县官为了保障政务活动的进行,不得不采取征收田赋附加、差徭、杂税盈余等手段加以补苴,结果使百姓的负担日益加重。

清代后期四川省南部县场市的设立与县衙门

现藏于南充市档案馆的《南部县档案》保存了一些关于场市的案卷。藉此可知,场市设立的申请者一般是保甲制度下有一官半职的人,或是乡村社会有势力的民人,他们在商议的基础上申请设立场市;而距离其他场市的远近、商品交易的方便程度、社会治安的维护等是其向县衙门申请设立场市的主要因素。衙门若同意设立场市,通常会给申请者颁发示谕,给付牌棍和斗、秤,以让他们管理好场市的治安秩序和风纪,同时承担差务,提供资金和劳动力。场市的选址既要交通便利,也要周围半径10~30公里范围内没有其他场市。集期一般是每旬三日,而且会错开与相邻场市的集期。管理者通过对场市的管理获得收入,并将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公共事务的开支。不过仅就档案所见,场市管理者所获得的正当收入并不丰厚。

有序与无序之间:清代州县衙门的分房与串房

有清一代,国家对地方官员的任免,重州县官而轻属官。州县事务能有"序"运转,与"分房治事"的书吏系统密不可分。州县"房"之设置,萌芽于先秦,演进于秦汉、魏晋和隋唐,形成于宋代,完备于元代,至明清则达到鼎盛。清代各州县"房"的设置除基本的六房外,常有增加房别、某一房再析分数房或房内书吏轮值之现象,职能也更为细化,区域性、复杂性、多样性特征明显。按房立卷、归档是州县文书管理的基本原则,而细究地方档案,会发现多有不同房的档案存于同一卷宗的情况,反映出"有序"的衙门内部运作中隐藏着"无序"的事实。这些"串房"档案是历史学、文书学、政治学、法学研究者不可多得的素材,对它进行科学、规范的整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黄龙溪的三县衙门

“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这是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嘲讽旧时代官府的流行语。那么，封建时代的衙门到底是个什么样?在双流县黄龙溪就有一座保存完好的清代时期的衙门。经过大力整修后，这座县衙一经开放，就吸引了大批海内外人士前来参观，成为成都旅游的一个热点。

清代州县衙门的画行制度

画行是指文书法定负责人判定文书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准允施行的行为。画行之制,至少源于汉代的画可、画诺,历经演变,至清代渐趋完善。有清一代,画行制度一般在中央各部院呈堂稿和州县衙门文移稿中出现。在州县衙门中,文书多由书吏起草、幕友点改、长官画行,画行与否决定着文件是否能够下发执行。《南部档案》为我们探讨画行的运作过程与式样、适用的文书类别以及画行的一些特例提供了实物依据。其文末的"行"字是否为上级对下级的批示,尚有待考证。

心平似水 两造兼听——成都三县衙门的启示

从成都市区往东南方向约20公里的双流县有个古镇叫黄龙溪，镇上有个三县衙门，据考证始建于清代。初为总爷衙门，民国时期改为三县衙门，是华阳县、仁寿县、彭山县三个县的执法机构，旧时称之为“三县衙门”。

清代中后期州县衙门“叙供”的文书制作——以《南部档案》为中心

有清一代,据供定案是州县官审断的基本方式。口供本乃"证据之王",是堂谕的基础,也是上级部门覆审的重要材料,而翻检清代州县司法档案,经当事人签字画押的原始口供并不见于讼状之中。清中后期的堂审记录,称"叙供"更为妥帖。《南部档案》显示,叙供多由案件承办房的书吏完成,并非仅出于"刑房";叙供经历了由早期不写房名,到后期具体到相应房,甚至兼及书吏名姓的演变;叙述结构,以道光七年、光绪十一年为界,呈现出三种样态。其他地区也多有类似情况,但不在同一时间点,区域性特征明显。一般而言,叙供与两造呈词的基本事实大体相当,但也有不少大相径庭的案卷存在。

清代州县衙门中的官媒

官媒为清代州县的常设衙役,其承充与辞退都有相应的程序和要求。官媒在管押涉讼妇女、承办涉讼妇女的婚姻择配、为涉讼妇女验身验伤、伴送押解女犯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亦存在诸如虐待管押妇女、透拿勒索被押人财物、逼妇卖奸谋利等问题。虽然清廷对官媒之弊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然积重难返,效果有限。随着清末法制改革的推行,传统官媒制度走向了终结。官媒作为一种制度被废除,并非完全归结于其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流弊,它与官代书、乡约这些政府代理人一样,是清末大变局下中外碰撞与内部反省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结合习近平新时代执政理念 深度探析挖掘“三县衙门”官德文化

“三县衙门”是双流区黄龙溪镇的一个著名景点,是迄今为止全国尚且保存的唯一“三县衙门”,2016年被评为成都市官德文化教育基地,2018年被评为四川十大孝廉文化地标。“三县衙门”由华阳、仁寿、彭山三县政府自发组建,其成立和发展历史上所体现的“创新作为”“主动担当”等官德文化要素与习近平新时代执政理念、“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等思想一脉相承,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

清代县衙吏役的内部管理

清代国家或地方政府除了颁行若干法令律例对吏役进行制度规定之外,州县衙门内部对办公吏役的管理内容更加切实丰富。管理措施包括申饬堂规、颁发告示、设立号簿、严格考勤和定立差捕条约等五个方面,体现了地方衙门办公系统的完善,不仅可以防范吏役作弊,也使得衙门内部运作有章可循。

吏弊防治:明代官方告示与基层吏役治理

在明代,吏役之害十分严重。吏役在理办文书、处理刑名、征比钱粮和行使牌票过程中,多有贪赃不法行径。为了约束吏役行为,防范吏役之害,地方官员在莅任之初往往会颁布一些禁约告示,以明立堂规,严肃法纪。在任职期间,地方官员在处理各项事宜时,也多在发布的施政告示中告诫吏役不要违法犯罪。这些告示将官与民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吏役的劝谕、告诫和惩治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宜夸大。官员以颁发告示为通行故套,吏役则将紧要告示隐匿不贴,这种假意振刷、虚应故事的现象仍大量存在。因此,对官员以告示方式治理社会、整饬吏役的实施效果,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其存在的问题也应予以充分的认识。

百年来清代州县幕友研究述评

清代州县衙门中,作为辅佐州县官的幕友,是一个比书吏、衙役、长随更为重要的群体。研究幕友是揭示清代州县衙门运作实态的关键。百年来,对这个群体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涉及源流、延聘原因、来源、数量、薪金以及在衙门中的职掌和运作等问题,既有的研究基本上厘清了事实,不断有突破,但也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

近三十年来的清代州县长随研究述评

长随是清代州县衙门组织的重要群体。研究长随有助于把握清代州县政府的组织和运行实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一些论文和著作,基本厘清了其源流、来源、数量、经济状况、社会地位、职能与作用、弊端等相关问题,但也有一些遗憾。本文拟就相关成果作一述评,以期对清代长随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清代童试中的地方政府——以《南部档案》为中心

童试是士子进身之始,童试之年,州县衙门既要发布上级下达的考试信息,又要在县试之时准备考试用具、布置考场,还要加强治安、物价管理,给考生提供良好的环境,同时约束考生,维持地方正常的社会秩序,并严肃关防,保持考试公平,府试、院试之时还要分摊考试经费。州县地方政府为童试的顺利举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清代民事诉讼制度探微——兼论对清代民事诉讼制度的几点误解

清代存在着民法,且进入审判程序的民事案件数量不在少数。审判时名实分离,州县官的幕友起着实质性的作用。案件审判时重事实,重调查研究。裁判时有详尽的法律规范为依据且一般得到严格的遵循,而非"卡迪司法"。民事案件受理之前存在着强制性的诉前民间调解程序,民间调解贯彻于审判的始终。

清末巴县农村地区的赋税包揽与诉讼之关系——以“抬垫”为例进行探讨

前言清代的纳税方式,原则上是自封投柜,即是指由纳税人亲自到县衙门去,将税银直接放人设置在那里的柜子之中。不过另一方面,在现实中往往广泛存在着包揽(承包征税,代行纳税等)行为,赋税的很大部分都是由包揽行为征收到的。而在清末的巴县地区,在包揽的行为之外,还存在着被称为“抬垫”的纳税方式,该方式在赋税征收过程中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所谓抬垫,即是指在超过了自封投柜的纳税期限后,柜子已经被撤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