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耶秦简所见县邑考

里耶简文所见秦县邑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其一,阳陵、迁陵;其二,酉阳、零阳、孱陵、临沅、索、益阳;其三,鄢、销、江陵、竟陵;其四,昆阳邑、轵。通过对其职能及相互地域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以上县邑均处水陆要冲,是秦内史或中原阳陵与洞庭、苍梧郡之间用来传输军事物资、谪戍人员的重要中转站。

两汉赵国县邑乡里考

笼统而言,西汉中期至东汉末年赵国曾辖有邯郸、易阳、襄国、柏人、中丘以及尉文6县。两汉赵国所辖乡的情况不明。除中丘县里的情况不详外,目前已知赵国其余5县有32或33里。

庆历新政“并省县邑”与北宋中叶的政治生态

庆历新政"并省县邑"以"减徭役"是宋廷基于外患刺激而企图修内政去"冗"固本的一项重要措施,它的提出有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因为改革的轻重先后和党争的困扰而使它在欧阳修的助力下才得以实施,但在被"并省县邑"既得利益者的破坏下,它成为新政十项改革中最后被实行却最先被废止的一项。不过,熙宁变法对它的思想和方法进行了继承和发扬,这正是其历史意义所在。整个过程反映出北宋中叶各方博弈的复杂政治生态,而当时改革的最终失败均与此密切相关。

肩水金关汉简中的三个县邑

肩水金关汉简是西北汉简的重要组成部分,简文保存了大量戍边兵卒的籍贯信息,一般包括兵卒的出身郡国、县邑、乡里等,对研究武帝以降汉代的政区地理颇有价值。下文拟就其中三个传世文献失载的县邑略作讨论,敬请批评指正。一、桂邑戍卒济阴郡桂邑千秋里大夫左实年卌七尺73EJT37:1320汉代的县级政区有县、道、邑、侯国等几种,性质各不相同。

春秋时其他诸侯国之县邑制

春秋时期除了上述秦、楚、晋、齐等国在文献里有着与县有关的记载外,吴国也有一条相关的史料。《史记·吴世家》云:“王余祭三年,齐相庆封有罪,自齐来奔吴,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不过此事于《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但云“吴句余予之朱方”而已,未出现有县字。然其时县邑通称,书县与不书县未必有截然的分别。此外还有一重要现象是,有些诸侯国的地方组织虽称邑,但其性质却与县无异,鲁国的情况就是这样。

文子过县邑

晋中行文子出亡，过于县邑，从者曰：“此啬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体舍？且待后车。”文子曰：“吾尝好音，此人遗我呜琴；吾好珮，此人遗我玉环，是振我过，以求容于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后车二乘而献其君矣。

两汉京兆霸陵县(邑)界考

两汉京兆霸陵县(邑)承袭秦芷阳而来,自“文帝九年(前171)以芷阳乡为霸陵”至曹魏正始五年(244)改为霸城县,前后共计沿用415年。西汉景帝时将部分辖地划出分置南陵县(邑),东汉时期南陵县(邑)并入杜陵县,使霸陵县(邑)南界稍有变迁。以文献记载为基础,结合地形地貌及考古材料,初步考定两汉京兆霸陵县(邑)四界,东、北、西、南县界分别为铜人原东边缘、渭水、白鹿原荆峪沟(鲸鱼沟)、魏家寨及长乐坡一线,大体符合“山川形便”的划界原则。

从遗物遗存看汉代黔西南邑县布局

贵州省黔西南州位于黔滇桂三省（区）结合部的盘江流域,辖兴义、兴仁、安龙、普安、晴隆、贞丰、册亨、望谟8个县（市）,素有＂三省通衢＂之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贵州省考古队先后在该地区之普安铜鼓山、兴义万屯、兴仁交乐、安龙龙广发现大量夜郎时期的遗物、遗存。笔者从不同阶段遗物遗存显现的夜郎文化特征及其分布范围结合相关文献资料考订认为：黔西南大部为夜郎古国故土,汉牂牁郡夜郎县、谈指县亦分布在该片区域。

赵国置县考——以赵国兵器铭文和玺印考古资料为主

传统文献记载赵国县邑资料很少,难以窥见其全貌。但战国时赵国的文物中涉及赵县邑的资料不少,这为研究战国赵县邑提供了传世文献所不能见的重要史料。本文就是利用战国赵文物中兵器铭文和玺印有关资料,结合文献,考证战国时期赵国所置县邑,以补史书之缺佚。

春秋时期“县”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态

春秋时期的“县”有县鄙之县与县邑之县两种基本涵义。春秋早期的秦县为县鄙之县 ,其与西周时期推行封建之制而形成的“国”、“野”之间的地域差别有关。《周礼》所载县制资料有一些西周、春秋时期历史的真实内容。同《周礼》所载县制情形最为接近的为春秋时期齐国的国野分治之制。春秋时期的晋国之县多作为封赏卿大夫的采邑 ,带有颇为浓厚的封建制因素的残余 ,其组织管理形式直接反映了春秋时期晋国政治在新旧政治制度相互对立的总体框架下 ,按照辩证的法则向前发展的客观史实 ,以上内容构成了春秋时期晋国国家结构形式的部分内容和若干时代性特点。春秋时期的楚国较早以大邑为县 ,楚国之县基本上是建立在新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制度的基础之上 ,楚王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对其直接进行管理。战国以后 ,楚县逐渐开始由边地军事重镇向地方行政区划转化。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县开始了由县邑之县向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郡县之县的转变。

西汉初年陇西、北地、上郡治所考——以张家山汉简《秩律》所见各县等第为中心

汉代郡治之县,在同郡属县中秩级最高。由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载录的各郡辖县秩级,可探知西汉初年某些郡的治所:陇西郡治所为上邽县;上郡治所为高奴县;北地郡治所为彭阳县。此外,西汉初年汉中、河东、河内三郡治所也可以凭借《秩律》得到进一步限定。《秩律》在西汉初年郡治研究上的价值需要得到重视。

《东汉政区地理》县级政区补考

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在东汉政区方面的研究可谓是集大成者,然而《东汉政区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郡国的行政建置,对于东汉县级政区则关注较少。结合传世文献及碑刻资料,从两汉侯国封置的角度出发,对东汉的县级政区进行补证,充实东汉县级政区的研究,对光武帝建武六年省并县邑数目提出补充意见。

宋代定海县城市形态研究

研究宋代县治城市形态的变化过程,是探讨中国古代城市空间演变的重要途径。明州(庆元府)定海县于后梁时期始建城墙,呈现镇、县并存的早期城市发展模式。南宋在承袭后梁古城区及"城西市"区的基础上,再度出现军寨、县城并存,共同促进城市生长的"双子城"格局,催生了新的城市中心,继而为明清县城的形态奠定了基础。明初定海罗城的修建,改变了开放式街区形态的发展模式,体现了县邑在宋至明代由无城到有城的背景下城市空间形态所发生的变革。

《汉书•地理志》县目试补

《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地理志》后序曰:‘讫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汉县总数,两项记载相符。

考古出土文物所见燕国地名考

传世文献中有关燕国地名的记载很少,难窥其全貌;但是考古出土的战国时期燕国文物中涉及地名的资料不少,因而为研究燕国地名提供了重要史料。本文主要利用考古文物资料,结合文献,考证战国时期燕国的相关地名,以补史书之缺佚。

“海昏”名义续考

刘贺因霍光择定,以昌邑王身份入长安即皇帝位,然而仅27天即被废黜,成为"故昌邑王"。11年后,汉宣帝元康三年(前63年),刘贺被封"海昏侯",移徙江南。霍光、刘贺、汉宣帝之间的微妙关系是西汉政治史值得深思的现象,而"海昏侯"名号的含义也值得关注。对照南齐败亡君主萧宝卷得"东昏侯"名号,史称"依汉海昏侯故事",可知"海昏"应"非县邑名",当有象征意义。除《"海昏"名义考》一文所举诸例外,又有"冠军侯""博望侯""定远侯"等可以引为同类。而海昏侯"食邑四千户",亦超出当时豫章所属"县邑"规模。由此亦可推知"海昏"确实"非县邑名"。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东汉部分校补六则——以出土资料为中心

《东汉政区地理》是研究东汉时期政区地理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将东汉二百年间的郡国变迁进行了完整而系统的考述。2017年出版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东汉部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吸收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使得东汉时期的政区研究得以深化。本文搜集了出土材料中与东汉时期政区地理研究相关的内容,对河间国阜成县、东海狼城县、零陵郡舂陵县、会稽郡安县与钱唐县、犍为郡堂琅县以及阜陵国的领域,进行了相关探讨,并较为详尽地考辨了这些材料在东汉政区地理研究中的作用。

裴秀与京相璠 伍子胥与文种——《水经注》索隐(二)

裴秀与京相璠《晋书·裴秀传》所载司空裴秀的学术业绩:“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奏之,藏于秘府。”此图并且有《序》,也收入《晋书》,其中说到:“上考《禹贡》山川、海流、原隰、陂泽,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国、县邑、疆界、乡陬及古国、盟会、旧名,水陆陉路:为地图十八篇。”

从考古和文物略论汉代汝南郡治

西汉的汝南郡治究竟在上蔡还是在平舆至今不能定论,以至影响了有关县史志、文物志的编写。从现存《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有关“汝南郡”的资料来看,因受战争影响,汝南郡人口变化很大,县邑虽有增损,但皆辖三十七县汝南郡治所在地“平舆”。二志皆把“平舆”列为汝南郡的首县。《大清一统志·汝宁府·古迹篇》以及明末清初的《读史方舆纪要》也都记录了汝南郡治所在。

愿为长城添片绿——记河北省武邑县国教办主任武进达

5月20日，河北省武邑县民兵训练基地操场上，一面面彩旗迎风猎猎，一队队方阵威风凛凛，全市中小学国防教育成果展示暨学生军训汇报表演正在这里举行。只见，在武罗业余少年军校军乐队威武雄壮的军乐声中，一队队由该校军训学生组成的方阵，以坚定有力的步伐、勇往直前的英姿、排山倒海的气势，依次从主席台前通过，不时赢得与会代表的阵阵掌声和由衷的赞叹。然而，眼前的这一切，只有知情者方能知晓，该县国教办主任武进达在创办“武罗业余少年军校”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和艰辛。